古人云：“相由心生，境由心转”。意指世间万物的外在表现都是内心的映照，外部的一切感官环境也随心而转，一语点出“心”的重要性。虽然“心”无形无相，但却是一切行为的根源，此理放之于中国绘画亦准。唐人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阐述的即是内心感悟在绘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南朝画论家姚最也提出要“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因此，画境即是画家心境的直接表现，而画面中承担着抒情达意作用的线条，则可说是画家的心印书写。
       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可写实，又能达意，通过线条和笔墨的运用来描绘深邃悠远的意境与神韵，而线条则是中国画的精髓所在。南朝画家谢赫所提“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都需要凭借线条的生动运用来表现，线条的气韵和骨力直接影响画面的形象与意境。吕凤子在《中国画法研究》中写道：“没有力或力不够强的线条及点块，是不配叫做骨的。”又说：“骨法又通作骨气，是中国画专用术语，是指作画中形象骨干的笔力，同时又作为形象内在意义的基础或形的基本内容说的。”骨有气韵而活，骨有气力而刚，骨体不散而健。”线条在中国画中的意义由此不言而喻。
       就宋代绘画而言，线条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不管是文人画，还是禅画，线条均为最重要的语言样式。前者有苏东坡所作的《枯木怪石图》，后者则有梁楷的一些作品，它们生动地诠释了线条在中国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价值。现存李公麟的作品《五马图》可谓是白描艺术的传世佳作，他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各由一名奚官牵引。画面右端的三位控马者为西域少数民族的形象和装束，姿态各异，无一雷同，妙在其精神气质亦微异，有饱经风霜、谨小慎微者；有执缰阔步、年轻气盛者；也有身穿官服、气度骄横者。而马的造型也因品种而异，肥瘦、大小、高低、毛色各不相同，但性情都温顺平和，以示已被调教驯服。整幅作品用笔转折极为精妙，人物衣褶上的线条顿挫有致，凭借富于起伏变化和韵律感的线条将马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虽此画不曾设色，但仍可使观者从刚柔、浓淡、粗细、快慢、长短的线条变化中感受到骏马富有弹性的肌肤、松软的皮毛和精准的骨骼结构，以及牵马人笔挺的衣衫和粗厚的棉袍等各不相同的衣物质感。同时，画家在白描的基础上微施淡墨渲染，辅佐了线描的表现力，使艺术效果更为完善，体现出文人画注重简约、儒雅和淡泊的审美观。
       线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画的生命符号。在这些宋画中不仅能体会到线条传递的画面美感，同时也感受到画家的主观内心。它与我国的传统审美和观察客观事物的方法密切相关，共同构筑起了中国画家的骨气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