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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潘素,爱煎饼果子,爱《游春图》,俺就是这么可爱的张伯驹
  • 时间:2019-10-25 10:38:16        编辑:xinzheng_b        点击量:4493次
  •        我表弟小时候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遇到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如果不给,则坐在地上撒泼打滚。不管是水泥地、草地、地板甚至沾满了油渍奶油渍的餐厅地面,当他咧开嘴巴,下一秒,已经立刻倒地。那一刻的尴尬,我这辈子都难以忘怀。

           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倒地打滚的样子,是不令人讨厌的。这个人就是张伯驹。

           这并不是杜撰。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回忆,张公子有一次看上了一幅古画,但出手的人要价不菲。可惜,此时已是解放后,张公子已经家道中落,在“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中惟剩诗”的穷困岁月,他无权无势,还囊中羞涩。连一向慷慨支持丈夫“寻宝”的潘夫人,面对这种情况也很是犹豫。公子见夫人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话,张公子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觉得可爱。
           张伯驹在这几年简直光芒万丈。人们说起他,就会流露出“人生赢家”的羡慕。民国四公子之一,袁世凯的姑表侄,为了隋展子虔《游春图》,把自家的李莲英宅院给卖了;担心《平复帖》重蹈《照夜白图》覆辙流于海外,到处凑钱用4万大洋从溥儒手中买下来;“故宫的大半收藏都出自他的捐赠”(其实是不确切的)……
           他在京剧界是一个传奇,章诒和有一次遇到某京剧前辈,人家本来对她非常冷淡,等到听到名字,忽然热情握手说:“您父亲为中国京剧做了好大贡献。”原来,这位老前辈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他曾经组织过京剧界最传奇的堂会,请来了杜月笙也请不来的余叔岩为自己挎刀,具体可戳:请带我穿越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但他也被偷偷吐槽成“默片老生”——因为声音太小,只有前三排的人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我听过一次他的录音,有一点河南腔,确实听不大见,但还是不影响我觉得他可爱。

                                    

           大家说张伯驹是真正的民国公子,比起大碴子味道的张学良来,他更有贵胄的风度。他确实不苟言笑,孙曜东说,从来没见到他大笑过,平时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但他其实不爱穿西装,平时都是长衫大褂,在王世襄家玩耍,他斜躺着和大家说话,说着说着,忽然潘素在黑暗中一声:“注意点。”原来,他把袜子偷偷甩掉,在抠脚皮。有一次,潘素在里屋和王世襄夫人聊天,等告辞时,张伯驹坐在那里半天不响——原来,因为抠得起劲,他有一只袜子找不到了。第二天,王世襄发现,袜子被猫叼走。

          大家说张伯驹是美食家,王世襄去张伯驹家吃饭,看到他拿整盘的炒口蘑待客,简直两眼放光,立刻默默无语放开吃。要知道,这种珍贵的蘑菇食材平时只舍得拿来切片做汤调味。但他其实吃得极其简单,孙曜东说,他吃一个鸡蛋大葱就觉得很满足。女儿张传綵说,父亲的脾气是,“这东西多贵重我不爱吃就不吃,这东西多便宜但我爱吃就吃。”在北京嘉德的秋拍预展上,他写给天津的学生杨绍箕,要他来北京时带的点心,居然是煎饼果子:绍箕世讲:年假来京,望将空城计研究带来有所用,并望带四五个煎饼果子。

           我对于张伯驹的爱,并不源于他的公子光环,而因为他的可爱,执着的可爱。穷或者富,民国或者解放,他始终做的是自己。
           最穷的时候,香港来人求潘素的画,他正要去赏牡丹,来人傲慢云,要是他肯在画作上题字,那么立等加价。他漠然道:“我要去看牡丹。”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是张伯驹一生的做人信条。在爱情方面,亦如此。

           张伯驹和潘素的故事,是民国的传奇。

                                

           在遇到潘素之前,张伯驹已经有三房妻妾。十五六岁时,他由父亲张镇芳做主,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结婚之后,他才发现,这个新娘子“夙有疾病(是没有月经)”(张伯驹《身世自述》),两人之间没有什么感情,1939年李氏去世,张伯驹都没有回天津见她最后一面。
           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张伯驹和邓的感情一开始不错,早年的填词作品中,时常有韵绮的名字出现。张伯驹之子张柳溪说:“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但他们没有共同语言,邓爱钱,又染上了抽大烟的陋习——这是张伯驹最深恶痛绝的。
           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张柳溪回忆说,“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
           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她又要管理家里的全部家务,也放心不下儿子,最终没能成行。这一念之差,也成就了张伯驹与潘素的邂逅。

           潘素那时候还叫潘妃,是四马路“花界”书寓里最特立独行的女子。她擅弹琵琶,却并不爱接待一等官场贵客,而喜欢接待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也许因为接待的客人多半是喜欢“纹身”的黑社会,这位弹琵琶的女子,居然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

           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的张伯驹,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张的好友孙曜东回忆,“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她弹了一曲琵琶,顿时惊为天人,张伯驹送了美人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孙曜东觉得两个人是“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
           大家都以为张伯驹不过是逢场作戏,因为他父亲已经告诫,不可再纳妾。谁知道,他居然动了真感情,决定要和潘妃长相厮守。这当然不容易,因为潘妃当时也已经名花有主,国民党某中将臧卓和她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潘妃却决定跟定张伯驹。恼羞成怒的臧卓把潘妃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不许露面。
           孙曜东的回忆录里,这一段写得惊险刺激又充满言情色彩: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张伯驹晚年回忆起这个类似传奇故事的经历,还颇为得意,他填了一首《瑞鹧鸪》作为纪念:“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在《身世自述》里,他严肃地称呼前几房姨太太和太太为妻为妾,说起潘素时,他却用了一个词:“爱人”。

           据说,正当张伯驹和潘妃热恋之际,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菊与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也在恋爱中。刘骥菊去南京见了张伯驹,说:“我与一姝相爱,应当如何办?”张伯驹这时正发愁潘妃被拘,于是对他说:“你向我请教,我向谁请教?”他俩互相鼓励,用《老残游记》里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皆成了眷属”勉励自己,终于如愿。据说,解放之后陈伯华重登舞台,因为刘的政治历史问题,两人被迫离婚,但陈伯华没有再嫁,刘的生活费也由她负担。张伯驹知道了这件事,特别高兴,说:“义可风也。”
           1948年,邓韵绮和张伯驹闹起了离婚。离婚的原因很简单,邓觉得张伯驹还有钱,并且收藏不菲,于是要画。张伯驹在申诉状里说,自己已有股票和现金给了邓,这些钱都是留给潘素的,最终胜诉。他的理由是,潘素为了自己买《平复帖》、买《游春图》,已经做了很大牺牲,有很多时候,甚至搭进自己的体己和首饰,所以,这些收藏,应该归属于潘素。
            后来张伯驹捐献八大国宝,其实也源于潘素。
           1956年,国家发行公债,文化部开了一个会,动员大家购买,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主持会议的是副部长郑振铎,先开大会,再开小会,会上,要求大家当场报数。带头捐款的是部长沈雁冰,买5000元公债,之后副部长夏衍表示买4000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大家都看着张伯驹。张伯驹不响。
           不是不想表态,而是这时候,他已经拿不出钱来。回到家里,他把这件事和潘素说了。潘素哪能不知道他的心事,就说:“买就买吧,大家都买,我们也不能落在后面。”

           女儿张传綵的口述里,这对夫妇的对话如下:张伯驹说:“钱呢?我们总不能买一千块钱吧。这一千块现钱,你拿得出吗?”“实在不行,只好卖点儿字画。”张伯驹说。这是他最不愿意说的话。“卖《平复帖》?”潘素故意逗逗他。张伯驹摇摇头。“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潘素仍是故意地说着。张伯驹又摇摇头。“你打算卖什么?又卖给谁?”潘素又问。“这些都不能卖,已经留给你……”张伯驹说。“给我?”潘素莞尔一笑道,“你的这些宝贝,我可操不了这份心。如今就算天下太平了,不怕有人抢了,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可担当不起……《平复帖》都传了一千多年了,其他的东西也都几百年了,不知被多少人珍玩过,占有过,大概有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们吧。那些珍藏过它们的人呢?都不在了。只有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存传到今天,它们就是历史。你说留给我,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的心血尽失,后人将又如何评论?你当年倾囊举债把它们买下来,不就是怕流落到国外?如今,目的不是达到了吗?”张伯驹只说了一句:“我担心你和孩子。”潘素笑了:“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一番对话,张伯驹最终捐出了这些国之重宝: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宋吴琚《杂书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书》卷。   

           捐赠完不到一年,张伯驹成了右派。但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意外。去长春,回北京,成了黑户,他也默默承受。因为他并不孤独。
           他曾经送给潘素一方柳如是的“蘼芜砚”,是从溥雪斋那里买得。不久之后,琉璃厂的古玩商人主动来找张伯驹,给他看钱谦益的砚台,张伯驹当即买下,并且感慨:“一夜之间夫妻砚合璧!”这对夫妻,确实像极了钱谦益和柳如是,在乱世里,他们互相尊敬,互相懂得,互相爱护,潘素对张伯驹的好,是温柔若水;张伯驹对潘素的好,是似水流年。
           潘素温柔,但并不唯唯诺诺,“文革”初期,长春有人贴张伯驹夫妇的大字报,潘素的罪状中,“江南第一美人”竟然也算一条。早已习惯低调的潘素,一反往日的沉默,也针锋相对贴出一张大字报——“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此刻,仿佛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所说,她“铮铮然有京都之声”。
           他们搀扶着度过文革。画家黄永玉曾描述过一个动人的故事,在莫斯科餐厅,看见他“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户口、单位,没有粮票、收入,家里早被抄尽,这位曾经富可敌国的贵公子在吃完那看起来十分简陋的一餐后,用手帕包就抹过果酱黄油的面包带回家中,只为了给他的爱人,那个手臂上留着刺青、弹琵琶的女子。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也许无论她如何白发苍苍,如何容颜老去,在他眼中,她依旧是40年前的认识的那个,明媚鲜艳地弹着琵琶的女子。

                                                       

           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张伯驹这样的收藏好眼力,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福气找到一个为了张伯驹的撒泼打滚,拿出首饰支持他收藏文物的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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