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弟小时候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遇到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如果不给，则坐在地上撒泼打滚。不管是水泥地、草地、地板甚至沾满了油渍奶油渍的餐厅地面，当他咧开嘴巴，下一秒，已经立刻倒地。那一刻的尴尬，我这辈子都难以忘怀。

       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倒地打滚的样子，是不令人讨厌的。这个人就是张伯驹。

       这并不是杜撰。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回忆，张公子有一次看上了一幅古画，但出手的人要价不菲。可惜，此时已是解放后，张公子已经家道中落，在“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中惟剩诗”的穷困岁月，他无权无势，还囊中羞涩。连一向慷慨支持丈夫“寻宝”的潘夫人，面对这种情况也很是犹豫。公子见夫人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话，张公子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觉得可爱。
       张伯驹在这几年简直光芒万丈。人们说起他，就会流露出“人生赢家”的羡慕。民国四公子之一，袁世凯的姑表侄，为了隋展子虔《游春图》，把自家的李莲英宅院给卖了；担心《平复帖》重蹈《照夜白图》覆辙流于海外，到处凑钱用4万大洋从溥儒手中买下来；“故宫的大半收藏都出自他的捐赠”（其实是不确切的）……
       他在京剧界是一个传奇，章诒和有一次遇到某京剧前辈，人家本来对她非常冷淡，等到听到名字，忽然热情握手说：“您父亲为中国京剧做了好大贡献。”原来，这位老前辈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他曾经组织过京剧界最传奇的堂会，请来了杜月笙也请不来的余叔岩为自己挎刀，具体可戳：请带我穿越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但他也被偷偷吐槽成“默片老生”——因为声音太小，只有前三排的人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我听过一次他的录音，有一点河南腔，确实听不大见，但还是不影响我觉得他可爱。

                                

       大家说张伯驹是真正的民国公子，比起大碴子味道的张学良来，他更有贵胄的风度。他确实不苟言笑，孙曜东说，从来没见到他大笑过，平时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但他其实不爱穿西装，平时都是长衫大褂，在王世襄家玩耍，他斜躺着和大家说话，说着说着，忽然潘素在黑暗中一声：“注意点。”原来，他把袜子偷偷甩掉，在抠脚皮。有一次，潘素在里屋和王世襄夫人聊天，等告辞时，张伯驹坐在那里半天不响——原来，因为抠得起劲，他有一只袜子找不到了。第二天，王世襄发现，袜子被猫叼走。

      大家说张伯驹是美食家，王世襄去张伯驹家吃饭，看到他拿整盘的炒口蘑待客，简直两眼放光，立刻默默无语放开吃。要知道，这种珍贵的蘑菇食材平时只舍得拿来切片做汤调味。但他其实吃得极其简单，孙曜东说，他吃一个鸡蛋大葱就觉得很满足。女儿张传綵说，父亲的脾气是，“这东西多贵重我不爱吃就不吃，这东西多便宜但我爱吃就吃。”在北京嘉德的秋拍预展上，他写给天津的学生杨绍箕，要他来北京时带的点心，居然是煎饼果子：绍箕世讲：年假来京，望将空城计研究带来有所用，并望带四五个煎饼果子。

       我对于张伯驹的爱，并不源于他的公子光环，而因为他的可爱，执着的可爱。穷或者富，民国或者解放，他始终做的是自己。
       最穷的时候，香港来人求潘素的画，他正要去赏牡丹，来人傲慢云，要是他肯在画作上题字，那么立等加价。他漠然道：“我要去看牡丹。”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是张伯驹一生的做人信条。在爱情方面，亦如此。

       张伯驹和潘素的故事，是民国的传奇。

                            

       在遇到潘素之前，张伯驹已经有三房妻妾。十五六岁时，他由父亲张镇芳做主，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结婚之后，他才发现，这个新娘子“夙有疾病（是没有月经）”（张伯驹《身世自述》），两人之间没有什么感情，1939年李氏去世，张伯驹都没有回天津见她最后一面。
       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张伯驹和邓的感情一开始不错，早年的填词作品中，时常有韵绮的名字出现。张伯驹之子张柳溪说：“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但他们没有共同语言，邓爱钱，又染上了抽大烟的陋习——这是张伯驹最深恶痛绝的。
       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张柳溪回忆说，“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
       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她又要管理家里的全部家务，也放心不下儿子，最终没能成行。这一念之差，也成就了张伯驹与潘素的邂逅。

       潘素那时候还叫潘妃，是四马路“花界”书寓里最特立独行的女子。她擅弹琵琶，却并不爱接待一等官场贵客，而喜欢接待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也许因为接待的客人多半是喜欢“纹身”的黑社会，这位弹琵琶的女子，居然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

       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的张伯驹，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张的好友孙曜东回忆，“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她弹了一曲琵琶，顿时惊为天人，张伯驹送了美人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孙曜东觉得两个人是“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
       大家都以为张伯驹不过是逢场作戏，因为他父亲已经告诫，不可再纳妾。谁知道，他居然动了真感情，决定要和潘妃长相厮守。这当然不容易，因为潘妃当时也已经名花有主，国民党某中将臧卓和她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潘妃却决定跟定张伯驹。恼羞成怒的臧卓把潘妃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不许露面。
       孙曜东的回忆录里，这一段写得惊险刺激又充满言情色彩：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张伯驹晚年回忆起这个类似传奇故事的经历，还颇为得意，他填了一首《瑞鹧鸪》作为纪念：“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在《身世自述》里，他严肃地称呼前几房姨太太和太太为妻为妾，说起潘素时，他却用了一个词：“爱人”。

       据说，正当张伯驹和潘妃热恋之际，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菊与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也在恋爱中。刘骥菊去南京见了张伯驹，说：“我与一姝相爱，应当如何办？”张伯驹这时正发愁潘妃被拘，于是对他说：“你向我请教，我向谁请教？”他俩互相鼓励，用《老残游记》里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皆成了眷属”勉励自己，终于如愿。据说，解放之后陈伯华重登舞台，因为刘的政治历史问题，两人被迫离婚，但陈伯华没有再嫁，刘的生活费也由她负担。张伯驹知道了这件事，特别高兴，说：“义可风也。”
       1948年，邓韵绮和张伯驹闹起了离婚。离婚的原因很简单，邓觉得张伯驹还有钱，并且收藏不菲，于是要画。张伯驹在申诉状里说，自己已有股票和现金给了邓，这些钱都是留给潘素的，最终胜诉。他的理由是，潘素为了自己买《平复帖》、买《游春图》，已经做了很大牺牲，有很多时候，甚至搭进自己的体己和首饰，所以，这些收藏，应该归属于潘素。
        后来张伯驹捐献八大国宝，其实也源于潘素。
       1956年，国家发行公债，文化部开了一个会，动员大家购买，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主持会议的是副部长郑振铎，先开大会，再开小会，会上，要求大家当场报数。带头捐款的是部长沈雁冰，买5000元公债，之后副部长夏衍表示买4000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大家都看着张伯驹。张伯驹不响。
       不是不想表态，而是这时候，他已经拿不出钱来。回到家里，他把这件事和潘素说了。潘素哪能不知道他的心事，就说：“买就买吧，大家都买，我们也不能落在后面。”

       女儿张传綵的口述里，这对夫妇的对话如下：张伯驹说：“钱呢？我们总不能买一千块钱吧。这一千块现钱，你拿得出吗？”“实在不行，只好卖点儿字画。”张伯驹说。这是他最不愿意说的话。“卖《平复帖》？”潘素故意逗逗他。张伯驹摇摇头。“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潘素仍是故意地说着。张伯驹又摇摇头。“你打算卖什么？又卖给谁？”潘素又问。“这些都不能卖，已经留给你……”张伯驹说。“给我？”潘素莞尔一笑道，“你的这些宝贝，我可操不了这份心。如今就算天下太平了，不怕有人抢了，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可担当不起……《平复帖》都传了一千多年了，其他的东西也都几百年了，不知被多少人珍玩过，占有过，大概有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们吧。那些珍藏过它们的人呢？都不在了。只有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存传到今天，它们就是历史。你说留给我，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的心血尽失，后人将又如何评论？你当年倾囊举债把它们买下来，不就是怕流落到国外？如今，目的不是达到了吗？”张伯驹只说了一句：“我担心你和孩子。”潘素笑了：“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一番对话，张伯驹最终捐出了这些国之重宝：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宋吴琚《杂书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书》卷。   

       捐赠完不到一年，张伯驹成了右派。但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意外。去长春，回北京，成了黑户，他也默默承受。因为他并不孤独。
       他曾经送给潘素一方柳如是的“蘼芜砚”，是从溥雪斋那里买得。不久之后，琉璃厂的古玩商人主动来找张伯驹，给他看钱谦益的砚台，张伯驹当即买下，并且感慨：“一夜之间夫妻砚合璧！”这对夫妻，确实像极了钱谦益和柳如是，在乱世里，他们互相尊敬，互相懂得，互相爱护，潘素对张伯驹的好，是温柔若水；张伯驹对潘素的好，是似水流年。
       潘素温柔，但并不唯唯诺诺，“文革”初期，长春有人贴张伯驹夫妇的大字报，潘素的罪状中，“江南第一美人”竟然也算一条。早已习惯低调的潘素，一反往日的沉默，也针锋相对贴出一张大字报——“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此刻，仿佛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所说，她“铮铮然有京都之声”。
       他们搀扶着度过文革。画家黄永玉曾描述过一个动人的故事，在莫斯科餐厅，看见他“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户口、单位，没有粮票、收入，家里早被抄尽，这位曾经富可敌国的贵公子在吃完那看起来十分简陋的一餐后，用手帕包就抹过果酱黄油的面包带回家中，只为了给他的爱人，那个手臂上留着刺青、弹琵琶的女子。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也许无论她如何白发苍苍，如何容颜老去，在他眼中，她依旧是40年前的认识的那个，明媚鲜艳地弹着琵琶的女子。

                                                   

       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张伯驹这样的收藏好眼力，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福气找到一个为了张伯驹的撒泼打滚，拿出首饰支持他收藏文物的潘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