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索琳传》说:“汉天子继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可见汉陵的奢靡程度。这种现象不仅仅见于汉代,其它朝代帝陵的营建也大同小异,厚葬之风愈演愈烈。除了各种形形色色随葬品外,金银宝玉是帝陵不可缺少的陪葬物,它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帝王将相的富有,更多的是告诉人们他们生前的地位和等级。所以说墓葬内是否随葬金银玉器制品,是受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力限制的。
一、商代
从这层次分明的朴素语言中,丝毫没有“葬埋必厚”的痕迹。其实,剥去这层伪装的面纱,看到的是商代妇好墓内惊人的随葬系列。墓内仅出土玉石器就有750余件,骨牙560余件。经鉴定玉器都为软玉,不但有用作礼器或装饰的琮、圭、壁、环、璜、块及各种佩饰等,也有用作仪仗的戈、矛、钺、大刀及斧、凿、铲、锛等,还有生活用具及杂器。这些玉器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雕刻都相当精致,造型多样,线条流畅,显示出当时造型艺术与琢玉技术达到了高度水平。
二、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吕氏春秋,节葬》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麟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一副赤裸裸的厚葬面孔。《吴越春秋》又载吴王阖闾把其女:“葬于邦西闾门外,凿地为池,积土为山,文石为椁,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
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事实与上述记载相符。1978年发现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随葬品达一万多件,其中乐器124件,青铜礼器和用具140件,兵器和其它器物4500件。此墓中出土的金盏、金杯、金钩、金带钩等,含金量可达98%左右,总重5公斤之多。另外,用椭圆形活环串起来的雕龙玉佩,也是古玉器中罕见的佳品。
最令人惊叹的还算是1968年在河北满城县汉中山王刘胜墓内出土的“金缕玉衣”。《西京杂记》说:“汉帝送死,皆珠儒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鳞之像,世谓之蛟龙玉匣”。
刘胜及其妻身穿的两套玉衣已清楚地展示了玉匣的风采和结构。它是由许多四角穿孔的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小玉石块,用金丝编缀而成。刘胜的玉衣共用玉2498片,金丝约1100克。由此揣测,武帝葬时所穿的“蛟龙玉匣”该是怎样的考究?
中国5-8世纪的墓中,还有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多有外国金银器出土。如新疆吐鲁番墓葬中,在死者的口中发现了东罗马金币;河北赞皇544-576年的李希宗夫妇墓中出有金指环及锤雕水波莲花纹银碗;西安西郊608年的李静训墓中出土了一对形制特殊的金镯及高足金杯、银杯;江苏南京象山王氏七号墓内出土了镶嵌金刚石的银指环。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纹饰都和中国金银器的传统工艺不同,大约是东罗马、中亚和西亚的输入品,有力地证明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金银宝玉的存在,给陵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形成了“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三国志·魏志》)的局面,唐玄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旧唐书》卷八记载他规定:“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察举,并贬授还官”。
慈禧定东陵内宝物更是举不胜举,骇人听闻。据载,慈禧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一层金丝镶珠的宝锦褥,厚七寸,上面镶着大小珍珠12604粒,红光宝石85块。白玉202块。锦褥之上的丝褥,铺有圆珠2400粒,圆珠上又铺1300粒串珠薄褥。慈禧身穿的外罩上,用珍珠4720粒,宝石1135块。周身又缠九练串珠。头戴的珠冠上,镶有一颗四两重的宝珠,价值白银一千万两。头枕一翡翠西瓜,脚蹬碧玉大莲花,口含一颗夜明珠,另外还撒珠宝五千多块以填补空隙。最后盖上缀有六千粒宝珠的网粒被。除此之外,地宫内其它随葬珍宝不计其数,比如金花扁镯、绿玉福寿三多佩、红碧镶子母绿别子、金佛、玉佛等等。
可惜的是,慈禧原想用碧玉保护圣洁玉身,长眠于世的梦想,在东陵大盗隆隆炸药声中,化为泡影,只留下一个荒凉、阴森的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