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年(1574年)闰十二月二十日，张居正在讲读时，小皇帝问元夕的鳌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张居正说，并非祖制，最初始于宪宗成化年间以奉母后。当时很多人谏诤，不但言官反对，三四个翰林也建议废止。
      张居正进一步解释说，嘉靖年间虽也偶尔举行，当时主要是用以奉神，并不是为游观。先帝隆庆之后，才有岁供元夕之娱。这种无益的靡费，正是新政所应当节省的。小皇帝心领神会，遂决定在新年里罢去鳌山烟火。
      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一日，发生日食。在封建社会，人们认为出现日食，是因政治上出现了问题，天象是对帝王的示警和提醒。小皇帝便制了一个牙牌，上面刻了十二句话：“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牙牌随身带，时时自警。张居正看了牙牌奏道：这些话虽是皇上因天变有感而自警，其实，修身治天下的道理尽在其中，需终身践行。因为，知之非艰，行之为艰。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之四十八载：万历四年三月乙卯，在讲读《帝鉴图说》，讲到唐玄宗于勤政楼宴请安禄山时，小皇帝看这篇的图画上有“勤政楼”三字，便问道：“楼名甚佳，乃不于此勤理政事，而佚乐宴饮，何也？”辅臣张四维说：“玄宗开元之治，有三代风。至天宝荒佚，致播迁之祸。初，张九龄知安禄山有反相，欲因事诛之，玄宗不听。后幸蜀，思九龄先见，遣人至岭南祭之。”张居正进而说道：“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有始治而终乱，由圣而入狂者。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盖虑克终之难也。玄宗不能常持此心，故及于乱当时。张九龄在开元中，知禄山有反相，欲因事诛之，以绝祸本。玄宗不用其言，及乘舆幸蜀，乃思九龄先见，遣人至岭南祭之。”小皇帝说道：“即如此，亦悔无及矣。”张居正又接着说：“无论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无逸殿，省耕劝农。末年崇尚玄修，不复临幸。治平之业，亦浸不如初矣。昨讲《大宝箴》云：‘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亦是此意。”从小皇帝对楼名的提问开始，讲官们由古论今，旁引博证，小皇帝心悦诚服。
     《帝鉴图说》对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并没有成为讲官们所期望的一个皇帝。张居正去世后不久，万历帝对他的这位恩师进行了反攻倒算，抄了他的家，削了宫秩，夺回了所赐玺书、诰命，罪昭天下。
      万历帝亲政后，开始时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后，万历帝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真正从《帝鉴图说》受益的应是清朝的皇帝，它成为清朝帝王必读的教科书之一，顺治十二年（1655年），大理寺少卿霍达奏言设日讲官，其开列的日讲教科书中即有《帝鉴图说》。清代历朝皇帝均沿袭日讲，由学问渊博的大学士充当教员，对皇子进行讲授。
     《帝鉴图说》对于诸皇子掌握为政之道、树立正确的帝德大有裨益。尤其是清朝末年，《帝鉴图说》更是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并指示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将《帝鉴图说》作为同治皇帝的启蒙读物。
    《帝鉴图说》虽是古代的一本帝王教科书，但它所探讨和表达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作为一个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以及面对重大决策、抉择和转折时的处理法，其中许多理论和方法，对今天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历史事件，提高辨别是非正误的能力，仍具 有一定的启发、帮助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