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指数不断走高、乐观情绪持续高涨、美联储开启加息通道、市场鼓吹放松监管以增进经济活力……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次贷危机十年已过，新的危机是否正在酝酿？如今全球是否能更好应对？

“贪婪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千万别忘记这一点，”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安德鲁.希茨警觉地预感，目前的状况和2007年次贷危机前有着惊人的相似。

自唐纳德.特朗普赢下美国大选以来，美国股市迭创新高。自去年11月8日美国大选至今，美股最具代表性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接近9.3%。今年2月13日，纽约股市标普500指数总市值历史性跨越20万亿美元大关，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还高出近8%。

华尔街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当下美股疯狂上涨并非是对实体经济的准确反映，更多是对新政府政策调整的一种“押注”：期待特朗普政府推出减税、增加开支、放松监管等新措施。事实上，去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6%，远低于前年的2.6%。

实体经济不温不火，虚拟经济热火朝天，资产估值泡沫随时可能破灭。这一景象太过熟悉，希茨警告说：“贪婪的市场几时关心过资产估值？”

而且，和美联储持续加息引爆次贷泡沫类似，当下美联储同样处于加息通道。美联储去年12月时隔一年后再次加息，预计今年可能加息3次。

美联储加息将提升资金成本、抑制投资，这可能导致在泡沫期被掩盖的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从历史上看，美联储加息期往往也是金融危机高发期，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危机、次贷危机都处在加息期。

此外，特朗普准备放松金融监管的举措也将带来新风险。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很可能弱化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旨在加强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说，目前美国金融系统风险仍威胁着美国经济前景，削弱甚至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并不可取。

市场盲目乐观、美联储连续加息、政策应对失当，这可能造成新一轮“完美风暴”。华尔街最乐观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认：即便短期内美国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中长期风险也正在快速累积。

和次贷危机前相似的是，此轮美国股市疯涨，部分是因为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套利，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哈维尔.本塞说：“如果现有模式没有得到改变，我们仍然被金融资本的利益和逻辑所支配，经济很难获得长久复苏，只会产生新泡沫。”

次贷危机已过去近十年时间，但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犹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使得发达经济经济体去杠杆进展非常缓慢。同时IMF此前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许多新兴经济体企业杠杆率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脆弱性。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说，当前金融系统的巨大流动性暂时掩盖了货币和资产泡沫化风险。他说：“这虽然推迟了风险，但不等于去掉了风险”。

此外，“后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货币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将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降低全球经济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加之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思潮抬头，美国金融市场如果再次爆发危机，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扩散。

不过也应看到，历经金融危机洗礼之后，如今全球抗风险能力已得到了切实提升。首先，虽然特朗普誓言放松金融监管，但和次贷危机前相比，目前美国金融监管“防火墙”更为有效、金融体系也更加稳健。

美国财政部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美国银行机构的资本增加逾6000亿美元，减少了对杠杆的依赖，流动性资产增加。2016年压力测试表明，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水平继续提升，资产状况继续改善，在假设的极端不利条件下借贷能力整体增强。

第二，从全球层面看，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和政策协调机制常态化有利于监测和管控新风险。

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已成为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制定并努力落实的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爱尔兰中国研究院院长王黎明教授认为，《巴塞尔协议Ⅲ》把流动性监管提到了与资本监管同等重要的地位，对金融系统中风险较大的“金融创新过度”的监管进行了针对性改革。

同时，各国间的政策协调和对话机制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提供了保障。从2008年的华盛顿峰会到2016年的杭州峰会，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如今已从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对话和磋商平台，并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预防和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第三，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国际货币体系也朝着更有益的多极化方向发展，更具稳定性、代表性和时代性。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博认为，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有利于分散风险，也给了投资者更多避险选择。王黎明也认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美元霸权而造成的国际金融秩序失衡。

作为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一步，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于2016年正式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4个新兴经济体跻身IMF股东行列前十名。

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出台减税、加大财政开支、放松金融监管等政策刺激，华尔街近期上演“狂欢派对”，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频频创出历史新高。这一系列经济刺激举措是否会埋下再次引爆次贷危机的隐患？目前这一问题正引起关注。

自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于次年9月中在华尔街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很多分析人士都担心，下一轮危机是否已越来越近。尤其值得担心的是，特朗普试图放松监管，会否成为引爆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特朗普2月3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财政部按照新确立的原则，对美国现行金融监管架构进行重新审查。特朗普说，《多德-弗兰克法案》阻碍了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

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旨在加强监管、防范银行风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不过，该法案一直遭遇来自华尔街的巨大反对压力。不少银行从业人员抱怨，该法案的监管要求太高，不仅影响银行利润，还可能导致银行减少对企业的信贷支持。

因此，当特朗普宣布将修改《多德-弗兰克法案》后，华尔街各大银行欢呼雀跃。巴克莱银行首席执行官杰斯.斯特利表示，此前过严的监管将影响银行体系为商业活动提供支撑，放松金融监管将有助于提供一个更加健康和强劲的银行体系。

在纽约股市，银行板块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更是涨幅惊人，如高盛股价已大涨37%。贝莱德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对此警告说，美国股票市场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空间，有可能会面临大幅调整。

和银行业欢呼雀跃不同，很多分析人士担心，鉴于华尔街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巨大影响，倘若特朗普真的大幅放松监管，可能导致金融市场风险大增。

美国投资银行KBW董事总经理布莱恩.加德纳说，从现有信息分析，新的监管框架或将不再要求银行进行压力测试，撤销一些资本市场限制和监管，弱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监管作用。

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新方案目前仍在酝酿之中，即便出台后也需要时日方能落实，因此目前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监管规定仍将发挥作用，因此短期内美国金融市场爆发风险的可能性较低，但中长期风险正在累积。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起草者之一巴尼.弗兰克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放松监管或将使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面临风险，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重演。

而更值得担心的是，依靠全球主要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才从金融危机走出的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很多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也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加之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思潮抬头，美国金融市场如果再次爆发危机，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放大。

十年前次贷危机爆发，进而演化成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至今，世界经济仍没有完全走出危机阴影，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远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在风险也在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近几年来一直在调低全球经济增速，并指出金融危机带来的“后遗症”——高负债、低投资、金融行业脆弱性，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

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为阻止经济加速下滑，加大了财政救助规模，导致公共债务快速攀升。同时受超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主要新兴经济体债务也明显上升。IMF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09年，全球债务占GDP比重从约200%上升至220%。到2015年底，这一比例更是高达创纪录的225%，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私营部门债务。

IMF表示，债务水平高企限制了投资和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私营部门债务水平高企则增加了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IMF还指出，由于当前增长和通胀仍处于较低水平，发达经济体去杠杆进展缓慢，而去杠杆过程又可能拖累经济活动，这进一步加大了去杠杆的难度。

投资低迷是金融危机留下的另一个后遗症。世行数据显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投资大幅下降，尽管2014年至2016年有所回升，但增速远低于金融危机前。受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下降以及私营部门债务上升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投资增速从2010年开始也逐步放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鲍威尔此前表示，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已经让美国经济陷入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长双降的局面。他说，金融危机以后的复苏充满不确定性，需求低迷且企业和就业市场活力下降，这些因素导致近年来美国生产率增速放缓，并有可能影响美国经济增速。

金融危机后，各国意识到监管者对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监管不力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出台了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法案》，其他国家也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

IMF去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短期内全球金融稳定风险有所下降。但由于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中期风险正在上升。

报告指出，低利率环境使得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盈利和偿付能力受到威胁，发达经济体仍需要应对银行系统不良贷款高企等金融危机遗留问题，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企业杠杆率大幅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剧。

IMF还指出，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保险公司、养老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稳步上升，为金融稳定和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说，美国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目前这一系统仍过度依赖短期融资。

他说，美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并加强《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金融监管改革。削弱甚至取消这一法案将增加美国财政风险，加大美联储再次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全球经济如何解决金融危机的后遗症，IMF给出的药方是经济增长，建议各国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提振经济增长，同时加强宏观审慎以夯实全球金融体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