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有定论的历史反面人物，学者一般是不会轻易触碰的。一方面，这些人在世时便名声不好，是居庙堂之高的奸佞权臣，往往专权擅势、奸诈贪婪；处江湖之远的鸡鸣狗盗之徒，更不值得书写。而对于前者，即便花费心思研究，其成果却有限，甚至会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北宋时期的蔡京，便是一个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后，对蔡京的评价一直是徽宗朝“六贼之首”。早在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上书，将蔡京列为“六贼”之首，“贼名”就已成了抹不掉的符号。其人阴险狡诈，惑乱人主，结党营私，倡导“丰亨豫大”，致使民不聊生，以上任何一条罪名，都令蔡京脱不了一代巨奸的恶名，何况传统史学界一直把蔡京定为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

       文化学者陈歆耕先生将其“作为一种特殊官场人格标本”，在“花时间和笔墨做较为精细的考察和解剖”过程中，摒弃一些史学家和文人将人物标签化、脸谱化的做法，不简单作非此即彼、非“忠”即“奸”的判断，在新出版的《蔡京沉浮》一书（作家出版社，2022.3）中，将蔡京当作“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复合体，为读者呈现出其人格元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宋朝就是一个纷繁复杂、饱受争议的朝代。“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拥有星河般璀璨的诗文大家，也没有哪个王朝让人感到特别地‘窝心’‘糟心’‘痛心’。”特别是宋朝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非常严重，甚至立“元祐党人碑”，连苏轼、苏辙等名声显赫的人都列在碑上，遭到贬黜迫害。另一派的王安石也是如此。历史上对他评价不一，甚至时有诋毁，但却说不出他所谓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变法不对，或是想法虽好却不合时宜。
       封建社会的官场上，人格往往是分裂的，好人做不了好官，好官又做不了好人，一如蔡京本人所言：“既作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身在官场，四度为相、浸淫官场数十载的蔡京，见风使舵、玩弄权术，在权力斗争中心毒手狠、置对方于死地，就成他主要“官场人格”特征。
       比如崇宁元年（1102年），56岁的蔡京在官场几经沉浮、磨炼数十载，政治手腕已炉火纯青之时，登上了副宰相高位。这年6月，宰相曾布向官家推荐陈祐甫任户部侍郎，嗅觉高度灵敏的蔡京，立马抓住把柄弹劾曾布，因为陈祐甫与曾布有姻亲，陈祐甫之子陈迪乃曾布之爱婿。故而曾布涉嫌“以爵禄私其所亲”。曾布未料时为翰林学士的蔡京来这一手，声色俱厉地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辩护，无奈与陈祐甫的亲家关系无法“辩”掉，没几日曾布被罢相，蔡京上位。蔡京在整个事件中，就如写字用笔“何时该方，何处该圆，何处先方后圆，何处先圆后方，何处方圆兼济，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
       登上首相的蔡京自然处处揣摸皇帝意图，用尽心机迎合取悦。即位不久的徽宗，颇有明君之气，试图干出一番事业，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改革举措。此时，深谙政治投机之术的蔡京，马上打出辅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但仅此而已。对“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徽宗，身为宰相的蔡京，本该全力辅佐，劝谏徽宗以国事为重，但蔡京出于个人目的，投其所好，听任他沉湎于声色犬马，辅佐者成为操纵者。为更方便操纵徽宗，蔡京甚至在宫内布有内线，随时获知宫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知晓政敌动向。
       这与王安石形成了鲜明对比。王安石在宰相之位推行新法后，两次裁减皇室后妃公主及相关人员的赏钱和推恩钱，甚至在《裁宗室授官法》中，要求大量减少皇亲通过恩荫不考而直接获得官职，这近乎往皇族及子孙胸口插刀的做法，自然让王安石得罪很多人，皇室自不多言，朝廷的“墙头草”更是会伺机随时给予王安石致命一击。而蔡京恰恰相反，他从“摆平”皇帝入手，继而“摆平”一切，为所欲为。王安石推行《裁宗室授官法》，不惜得罪皇室宗亲，蔡京则“睦九族”，谁更容易得宠可想而知。特别在掌握行政、军事、财政大权后，对内横征暴敛，贪财纳贿，对外兴兵黩武，轻起边衅，以致刘子翚评其“空嗟履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消。”老百姓更是恨之入骨。蔡京在京师为扩建府第，毁民房数百间，被贬后，即被百姓放火烧成灰烬。 难怪陈歆耕先生感叹，“无论怎么客观评价蔡京，其人‘巨奸’‘巨贼’的罪愆是洗刷不掉的。”
       然而，在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奸人”背后，其精明强干的行政能力和目光超前的经济制度设计，确实是蔡京掩藏不住的一大亮点。蔡京主持的对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对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货币改革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包括其书法艺术，亦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也使得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双重形象，在蔡京身上“矛盾”地重合起来。
       其实，观照历史不难发现，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历史上很多“奸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以致“奸”本身也成为一种“能力”。都说“人之初、性本善”，但究竟为什么在特定时代，能力越强的人会越坏，说到底，不好的制度能逼人走上邪路，把好人变成坏人，反之亦然。不过，把个人的品德皆归于所处时代则也有失公允。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能够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升华，即便在蔡京所处时代，范仲淹在地方治政、守边皆有良好政声，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节操，更为后人所称道。
      陈歆耕先生把蔡京作为“官场动物”标本，考察和解剖其“超常的官场生存能力”，目的是“客观解析其人其事折射出的官场生态、人格元素”，以“触发更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的多元思考”。读罢《蔡京沉浮》，深感作者事随人愿，艰辛笔耕，收获颇丰。作者以批判的眼光、理性的笔触，考察和剖析了蔡京的一生，让读者对北宋那段历史有了更加形象的认识。同时，《蔡京沉浮》也有别于冰冷的正史，闲暇之余或随手翻阅，或仔细研读，可以轻松地了解历史、引发遐想。（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