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趁抗战胜利拿下有功之臣云南王龙云

1945年10月2日，当国人还沉浸在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的喜悦中时，地处大后方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首府昆明，却传出了激烈的枪声。

就在当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主席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未到职前由新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蒋介石同时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免去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龙云职，其原属部队均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

2日当晚至3日凌晨，昆明城防司令杜聿明一方面将国民政府令送交龙云，一方面出动驻扎在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军，抢占昆明各要地，压制昆明的滇军龙云部属。在行动过程中，中央军与未得龙云换防命令的龙部发生交火，并导致死伤，但因中央军事先早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演练，在兵力和火力上也都具有较大优势，龙部很快被制服。

龙云听到枪声后，仓促从公馆逃到位于五华山的云南省政府，拒不接受解职令，杜聿明因蒋事先一再严令必须保证龙生命安全，也不敢放手进攻，双方一时形成僵持。

为让龙云就范，蒋介石不断派人规劝龙云。10月4日，代理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和云南省政府委员胡瑛前往龙云处劝驾，李宗黄向龙云递交了蒋介石亲笔所写的劝慰信，并一再担保龙云全家亲属和在云南的利益不受侵犯。龙云终于有所动摇。

10月5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应蒋介石的命令飞到昆明劝驾，蒋介石叮嘱何应钦：“如兄到昆，则希即约志舟兄（龙云）同机来渝，以正视听，免除中央同志误会。为志舟计，万不可稍事迁延，其行营职务应即遵命移交杜总司令接管，是为至要。”

宋子文和何应钦到昆明亲自劝驾，对外表示政军两方面高层对龙云的尊崇，给足龙云面子，明白大势已去的龙云最终顺坡下驴遵命解职，前往重庆。蒋介石终于成功将龙云的“云南王”拿下。

总得说来，龙云和他指挥下的云南省对抗战是有巨大贡献的。

上期《重读抗战》中我们提到，龙云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没有跟随汪精卫，使得汪精卫分裂大后方投靠日本的计划破产，极大打击了投降势力。

1937年8月，龙云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回昆明后即拨款新滇币万元，仅用28天的时间，编成约4万人的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这支军队在龙云的精心武装和训练下，武器精良，军容整齐，军纪也较好。在台儿庄战役中，六十军英勇抗敌，牺牲惨重。此战六十军投入战斗人数为35123人，伤亡达18844人，营连排长亦伤亡过半。龙云对滇军的英勇战斗非常自豪地说：“六十军英勇作战，望滇人继续努力。”

滇军先后在鲁南、武汉、湘北、赣北及滇南作战，“均能忠勇奋发，一往无前，弹雨枪林，伤亡枕籍”。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派出滇军支援前线抗战约近40万人，伤亡约10万人，此外，征送其他中央杂项部队之兵，又约5万人。这对当时仅有900多万人口的云南省来说，派出滇军数十万人开赴前线抗战，且几乎全部装备、大部给养均由地方自筹，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龙云亦曾表示：“滇省原为贫瘠之区，但国事如此，誓以将政府历年所蓄，及民间所有公私力量，悉数准备贡献国家”龙云统率的滇军和云南省，有力的支援了抗战前线。

1942年5月初，日军从缅甸侵入我滇西畹町、龙陵、腾冲等地，云南由抗日后方变成了抗日前线。龙云全力支持中央军在滇西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他以省政府的名义号召全省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持滇西抗战，要求滇西沦陷区各级政府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自卫部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随时向驻军长官请示机宜”。龙云还令滇西保山地区军政官员“军民务须同心协力，一致合作。在此期间，凡在保山部队、地方团队及民众，一律听宋总司令希濂指挥，精诚团结，以收军民一致合作之效，切勿各行其是，步调分歧。”

龙云还应蒋介石及远征军各部的要求，组织民工，破坏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路基及便道，以及组织民工运送军粮、弹药和伤员等。

龙云组织修筑滇缅公路是这些他和云南省对抗战巨大贡献中的重要一项。日本于1937年8月20日宣布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他国家援华物资进入中国。龙云即向蒋介石建议加紧修筑滇缅公路，蒋介石亦同意此项要求，通知交通部协助办理。龙云回到昆明后，立即抓紧筹办。国民政府决定，筑路费用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负担一半，为此中央政府拨款200万元，施工力量由云南省政府组织。从1937年12月起，云南省政府征调民工，每天上阵15——20万人，多时达30万人。龙云给各县县长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如期完成，否则自己带着手铐来见。在整个修路过程中，民工伤亡在万人以上。经过连续苦战，到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程959.4公里全线通车。仅1941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就达13万多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交通断绝，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交通线，成了抗战的输血管、生命线。

除了对抗战有巨大贡献，龙云本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和蒋介石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友好关系。

抗战爆发前，龙云在云南当政时，蒋介石中央政府也在为统一全国首先是统一国民党内部而争斗不已，不但对偏远的云南无力顾及，蒋介石还需要龙云的支持来牵制桂系和四川军阀的力量，并在国民党内派系中壮大自身声势。一拍即合地，龙云也需要依靠蒋的支持维持自己在云南以至西南的地位。两人各有需要，彼此相互支持，维持着相安互惠的局面。龙多次对蒋“表示始终拥护之意”，“表示一切服从”，并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以实际行动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也对龙云多所笼络，坚决支持龙在云南的地位。1931年春，云南发生四师长“倒龙”事件，蒋介石特致电龙云“回省主持，待其复电再定处理办法。对四师长电暂置不复”，态度鲜明地挺龙。蒋曾对心腹分析：“龙云好比南越王赵佗，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独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于阎、冯、李、白，对龙云要容忍，只要服从中央，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为我所用，无伤大局。对龙云要忍小忿而就大谋，抬高左手，就等于压低右手，提拔龙云，也就是压低李、白。”

 1935年，蒋介石指挥围堵红军亲临云南，陈布雷回忆：“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龙云也对蒋介石表现出相当的支持，在阻截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爆发等攸关蒋介石得失成败的关键时刻，都站在蒋一边。

那么，为什么到了抗战胜利，蒋介石就急着对既对抗战有重大贡献，又曾是自己在西南视为倚靠的龙云下手呢？

抗战龙云坚持云南独立地位惹蒋介石斥其为“猡”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蒋龙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随着战争的进程，中国军队在沿海一再失利，国民政府开始有计划的将政治军事重心大西南转移，地处大后方的云南，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龙云一方面下令滇军出滇，参加抗战，并在省内动员，支持抗战；但在另一方面，出于控制地方实权的地方实力派本能，龙云又坚持保证云南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力阻中央力量进入云南，不愿意让渡自己控制地方政治经济的实利。

而蒋介石在国民政府退入四川并借助刘湘病死的机会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而得以基本控制该省之后，力图进一步控制云南，奠定更稳固的大后方基础。

于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龙云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而充满矛盾。一方面，双方有明确的中央与地方上下级关系，彼此尊重，龙云还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统辖云南军政大权；但另一方面，双方又互有戒心，各有想法，尤其是在处理有关云南实际利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问题的本质就是，多年以来，龙云在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而这在抗战爆发后试图建立统一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大后方的蒋介石看来，自然是一个眼中钉。于是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在各个领域广泛展开。

双方的激斗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云南境内自行通行滇币，甚至到1941年，中央的法币在此仍不通行。随着大西南成为全国的大后方，大批东南地区的企业迁往该地。蒋介石觉此时是中央的经济力量进入云南的最佳时机。而龙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深知经济是维持其在云南统治的基础，“没有钱，军费无着，地方政权和军队就无法维持”。因此，在中央财政进入云南之前，龙云将原属省财政厅控制的数万两黄金及大量债券、外汇、美钞等资产转入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名下。“而在云南边境上的对外贸易，更是利用其所控制的外贸通道，擅自出口大批生丝、茶叶、桐油及各式皮毛，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垄断锡的出口；同时还要向各省来往货物征收过路费”。

中央政府自然不肯默认，与云南地方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双方在重庆谈判，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协定由双方派出代表组成联合办事处主管出口物资。中央政府每年补贴给云南160万元作为补偿。对于四大银行的渗透，龙云壁垒更严，“连财大气粗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打算1938年11月在昆明开业的计划，都因为龙云政权设置重重障碍而被迫于12月收锣罢兵，将人员撤往香港”。这种种经济斗争加深了中央和云南在经济上的矛盾，双方在政治上的矛盾越发激化。

在军事上，龙云虽然派出滇军走上抗日前线，但“对中央军入滇藉词推托延后”，想尽一切借口，最终和广西一样，阻止中央军进入本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日军进攻滇西，云南由抗战后方而成为前线，龙云再也无法阻碍中央军入滇，而事实上，面对日军，他更希望能借助中央军保住云南。1941年，昆明防守司令部成立，中央军进驻昆明。到1942年，进驻云南的中央军已达10多个军。1943年和1944年，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相继在昆明成立，数十万精锐部队云集云南。最初为关麟征部和杜聿明部，后来宋希濂部等也成功进驻此地。与之相比，云南地方的武装主力，六十军和五十八军都已调出云南在前线抗日。龙云虽然作为全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但也自知自己不但指挥不动中央军，还得时刻面临被中央军吞并的危险。于是，龙云置地方不得建正规军的命令于不顾，自主扩充8个步兵旅，以其亲信子侄为最高长官，以此来抗衡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军事上的矛盾也加剧双方政治上的矛盾。

在地方政权阻止上，双方也激烈争斗。为了瓦解但龙云在云南根深蒂固的势力，蒋介石想出在昆明成立干训团的策略，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图训练干部，趁机架空龙云。而针锋相对，为了对抗蒋介石，龙云在1938年改组云南省政府，全部以亲龙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充任省政府委员，蒋介石中央只能加委任之名，却不能调动。“对于省政府以下的官员任命调动，蒋同样不能干预”。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国民党中央权力与龙云地方势力斗争的一个方面。

也正因为龙云始终为了保证地方实力派的独立性，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展开各种针锋相对的争斗，使得蒋介石将龙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自抗战中期开始，在蒋介石日记中就充斥着对龙的不满和指斥，甚至是辱骂。如指责龙“狭鄙陋，夜郎自大”甚至以轻蔑的口气称呼出身彝族的龙云为“猡”“猡猡”，称对其“能不用威以制之，仅用德怀，则必不呈〔逞〕也”。大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已经有了彻底解决云南问题的想法。在1941年的蒋介石日记中，比较集中地谈到对云南问题的处置，当年工作要点中有“川滇旧有部队使之统一改编”，“川康滇切实统一”，“统一川滇工作”的计划安排；有“对龙之研究与处理方针”；有“川滇统一计划之研究”；有“注意统一川滇之时机与先后次序”；有“非巩固川滇以后，不能言恢复东北与一切失地，此为抗战惟一之基本政策”；有“川滇康统一政策之决定”；有“云南问题之检讨”。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的急迫心情于此表露无遗。1942年6月蒋介石记载，“云南龙云态度跋扈，殊堪深虑，当切实处理也”；1944年，又将“统一滇省军政”列入当年的大事计划中。

1941年，昆明防守司令部成立，中央军进驻昆明，蒋介石认为“年来统一川康滇之计划到此方得实现”。在准备对日反攻作战的同时，也使蒋介石有了解决云南问题的底气，自认为“央军队在滇已能镇压一切，彼狡猾之猡决不敢明白叛变，故仍应坚忍待时也。”但同时蒋介石也清楚地知道龙云属下有2个军6个师及杂项部队近10万人的兵力，还需要考虑其他有关各方的政治反应，处置并非易事，颇令蒋介石“伤脑筋”。

 龙云为自保联络中共抗日力量犯蒋最大忌讳

最令蒋介石担心的，自然是龙云与中共的关系。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对中共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而此事“龙云在同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接触中，逐渐改变自身的立场，他打通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渠道，希望借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力量牵制蒋介石”。中共也加强了对龙云的统战工作，1937年，龙云与周恩来、朱德等人同机去南京开会，龙云与中共交换了密码，并向朱德表示想派一些人向中共学习打游击。并对别人说：“已往中央宣传说‘中共借抗日之名，行割据之实，’纯系诬蔑，不可相信；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此后，在龙云寓所架设了秘密电台与延安保持联系。“中共南方局还派了华岗同志直接与龙云往来”，每月见面一次，互通信息，交换意见。龙云的代号为“居亭主人”。同时《新华日报》设立昆明营业处，组织学生运动……所有这些活动，当然都表明了龙云的态度，自然也经由各种情报渠道为蒋介石所得知。因此，蒋在日记中记载，“对陕北中共与滇龙应加注意”。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中“商讨十一中全会关于宣布共党罪行暨本党对共态度之决议草案，该草案内容，系一方面暴露共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封锁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龙云亦被邀参加讨论，但当蒋征询诸人意见时只有“龙云似不甚赞同，但不作明白表示”。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下了判断：“近证明，龙云与共匪已沆瀣一气，互相为图，该猡与中央难堪至今已极”蒋介石因此而有意解决所谓云南问题，惟因时机未至，其“滇方针亦以忍垢含羞处之，以待其变化也”

抗战期间，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

蒋介石多次制造反共摩擦。而龙云控制的云南，因龙云的有意控制，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龙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公开声明与民盟有密切关系。“人们随时可以听到龙云骂蒋介石是独夫”。

龙云还参与了组织中共和西南川康地方人士联系的活动，并彼此声援。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据罗隆基回忆，龙曾指定缪云台为代表，罗代表民盟，加上中共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组成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龙云的这些举动，目的大都出于增强自身实力地位对抗国民党中央势力，却更引起蒋介石的忌恨，蒋也是由此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龙云。

及至1945年，蒋介石对云南问题及龙云的态度似乎已近“忍无可忍”，从而加快其最终解决的运思和部署。3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详尽地写下了对于解决云南问题步骤和方法的考虑。为此，蒋介石决定亲往昆明巡视，有所部署，而蒋在昆明期间，龙云的态度却十分冷淡。蒋介石到昆明时，龙居然称病而不出迎，使蒋“甚觉奇异”。在与龙云会见时，龙非但不谦恭执礼，反而又提出中央军撤出昆明和滇西，令蒋痛感“滇龙之轻侮冷酷，实为意料所不及”。蒋在结束此次巡视时写下其感想称：“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也，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彼之行态实已自知其末日将至，横竖总为时代所淘汰，故毫不有所顾虑。据卢汉言，彼故作此态，时时予中央以难堪，无论整编军队或中央政策，彼必持反对，特使外国军官知中央不能统御也。地方以丧失国家威信为得计，盖彼于此时只要中央动摇，抗战失败，使内外交迫，无法维持革命政权时，彼乃可以自保也。”龙云的态度只能使蒋认为，非彻底解决云南问题不能使国民党中央和其个人在云南立威，从而下定撤换龙云的决心。

1945年7月27日，蒋介石特意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诉他，为了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拟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龙可能不服从命令，要杜作好军事解决的准备，在调令下达同时，即解除龙的全部武装，并限龙在三日内到重庆。杜得知蒋的决策后，认为龙云在昆明的部队不多，解决并不困难。

蒋介石随即部署由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龙云的亲信滇军将领卢汉率部赴越接收，从而也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而留在昆明的部队却有中央军的第5军、第207师和机场守备司令部、宪兵13团等，兵力较所余不多的龙部占据了明显优势。由于赴越接收是体现中国胜利的荣耀之举，龙云和滇军将士自然乐于从命未做他想。日本投降消息传出的当天，8月10日，蒋介石下令杜聿明立即开始准备撤换龙云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待命实行，并令其周密部署，着重控制通讯和交通，防止龙云脱逃。杜回昆明后，在各种理由掩护下，进行了相关部署，如沙盘演习，火力兵力的配备，战斗战术方法的演练，等等，并特别注重控制交通和电讯通道，切断龙云的所有对外联系。杜聿明还向驻昆明的美军作了通报，美军因此而下令官兵日夜武装，禁止外出。

这些准备工作陆陆续续到10月才完成，10月2日蒋介石对解决云南问题部署已毕，国民政府发出了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主席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于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上演了。

所有的矛盾都基于一点，即蒋介石试图以中央政府的势力控制云南省和和地方实力派龙云为保住自身、对抗国民党中央势力。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根因早种，积怨日深，但在抗战中，有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这一矛盾还能被压制住。到抗战胜利，外敌不再，就马上激化起来，最终酿成了这一出啼笑皆非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