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西南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即通常所称的“国统区”。重庆，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在西南，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触须，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控制最为严密。因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摸清国民党在西南的各级军政机构和特务系统。他们通过派驻武汉、南京等地的“关系”，并利用电台截获，搞清了国民党西南特务系统的电台，并综合写成《伪国防部二厅潜伏我区之谍报组电台番号位置》等文件，由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呈报中央。

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曾带着几个参谋，还找了一批大学生协助。在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搞西南情况调查。他们在大部队进军西南之前就编印了云、贵、川、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每地一册，极为详尽。情报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图书馆是日本人搞的，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还有和尚等，早在数年前已经到上述数省进行过调查，日军投降后，来不及将这些资料带回本土。

设法联络郭汝瑰

在南京，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建立这些关系，是中央长期工作的结果。郭汝瑰，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郭有个同学叫任廉儒，是共青团员，到延安学习后，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被派去做郭的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曾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英儒去找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

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宗宽主动提供

国民党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向蒋介石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志，是刘的小老乡。

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曾让刘宗宽作分析中共进攻西南路线的报告。他就“有理有据地”分析出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三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宝鸡一带集结第18 兵团、第7 军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

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贵，堵住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施夹击。开始，为了稳住胡宗南，贺龙奉命采取了“攻而不破”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

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中共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判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署，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国民党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情报比较全面，把国民党在西南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

捉拿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

进攻重庆前，刘伯承向李达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任务：一是搞清张学良、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地点，一是迅速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中共党员取得联系，以便设法营救他们。经过二野情报处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电台不间断的联络，搞清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位置(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囚禁处尚未侦知)，并商定了营救计划。刘伯承得知他们都被关押在重庆后，指示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提早攻下重庆。

虽然二野和四野一部于11 月29 日夜攻入重庆市区，但十分遗憾的是，蒋介石11 月30 日逃往成都之前，就已经下令枪杀了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囚禁在戴公祠的杨虎城及其家属八人被残忍地刺死；张学良早已被转移他地。所以，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刘伯承、邓小平进驻重庆后，把寻找杨虎城将军遗体和搜捕杀害杨虎城凶手的任务，交给了新建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

经公安部系统与西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原二野情报部处)合作，首先找到了杨将军和秘书、家属被埋地点，挖出遗体，妥为安葬。又经过一年多的搜捕，终于将逃到云南的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首恶特务李家杰、杨以模等十二名凶犯抓获。1951 年4 月15日，在昆明市“抗战胜利纪念堂”召开公审大会，将李、杨、张等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时，昆明市“万人空巷，鼓掌称快”。(详见《新华日报》1951年4 月18 日第一版)

 1949年12月， 正当成都之敌被围歼之际，二野司令部情报处于25 日又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李达立即于当天致电军委、陈赓部和滇桂黔边区纵队：“廿五日谍息：敌廿六军及八军一部准备集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

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二野第4兵团和四野一部，在边纵的协同下，以急行军速度，堵歼该两部。李弥、余程万料不到解放军会得知他们的行动路线，故未引起警觉，依然按预定路线逃窜。我军绕过他们，堵住了他们逃往越南的通道，在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逃窜中的李弥第8 军和余程万第26 军，仅有少数残余部队逃往缅甸。

此战，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活捉了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解放前后，西南军区接受了中央赋予的一个重大任务——解放西藏。情报工作者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新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