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中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元朝由盛转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统治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并一步步走向衰败。

       公元1311年，在浙南大地上诞生了一位对元明鼎革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刘基。刘基，字伯温，自幼熟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广泛涉猎天文、地理、军事、文学等知识，很快成长为忧国忧民、抱负远大的青年才俊。但他从25岁到50岁的25年间，由于受到腐朽没落势力的排斥、诬陷和打击，仕途坎坷，壮志难酬。

       1360年，也就是刘伯温50岁的时候，他投身于朱元璋的反元斗争，凭借政治谋略和杰出才干，很快为朱元璋所信任和重用。在辅佐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创立大明王朝的过程中，刘伯温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协助朱元璋，运筹帷幄，首战龙江，再战鄱阳，打垮了陈友谅，接着挥师东下，平定张士诚，由此东南安定，为大明王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是协助朱元璋，亲力亲为，营建新都、制定律历、复兴科举、整肃纪纲，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及其巩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正是后人对刘伯温历史地位的形象概括。
       刘伯温从23岁中进士，到遭受排挤迫害65岁在家乡忧郁去世，这40多年间，他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散文和具有深邃内涵的政治、军事著作，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

       朱元璋在称帝后的第三年，封刘伯温为“诚意伯”。在刘伯温去世139年后，明正德皇帝封其为“太师”，谥号文成。刘伯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人，其思想、智慧及人格魅力，颇多值得今人借鉴之处。

                     

       第一，“以民为本”。
       刘伯温主张，“国不自富，民足而富”，“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他还主张，“生民之道，在于宽仁”。《郁离子·灵丘丈人》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藤县有一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他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心管理。他每次取蜜的时候只拿走多余的蜂蜜，而不把蜂蜜全部取光。
       这样，原来养的蜜蜂安心定居，新来的蜜蜂也愿意在这里繁殖，家道越来越兴旺。后来，他的儿子继承家业，但对养蜂的管理却截然不同。夏天不管烈日暴晒，冬天任凭风雪覆盖，甚至蝼蛄、蚂蚁钻进蜂箱也不管。结果蜜蜂举族而去，其家道也因此败落。刘伯温借此感慨：“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刘伯温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在极力主张官员廉洁从政，轻徭薄赋，而且针对“厚利入私家”的现象，主张均平，“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
       第二，“以道事君”。
       刘伯温说：“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治国理政应当遵循的理念和原则，也包括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服从的真理和规律。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下，刘伯温在看待君臣关系上能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凤阳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选任宰相等重大问题上，刘伯温都敢于在朱元璋面前直言，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当时，明初定都何处，有争议。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苏南京）之外，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建中都，实际上是想把首都迁到老家去，尝尝荣归故里的风光。
       刘伯温犯颜直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刘伯温之所以坚决反对，理由有两条。
       一是营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而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再说，金陵与临濠相距并不遥远，在临濠营造中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二是元代著名统帅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对新生的明政权威胁甚大，需集中力量认真对付。但是，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于洪武二年命令开工在临濠营建城池宫阙，前后六年，耗费极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战争中又吃了败仗，死伤无数。
       在这种形势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刘伯温去世之时，朱元璋最终不得不亲自撰写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罢建中都。刘伯温的逆耳忠言终被验证，也彰显了这位开国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第三，“以智制胜”。
       刘伯温从小聪慧过人，博学强记，注重社会实践，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智慧超群的杰出人物。刘伯温生生不息的天道观，知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教为政本、重德致用的教育观，试之事而后识贤的用人观等，都是他哲学智慧的结晶。
       刘伯温逝世后，人们根据他参与指挥过的军事战役和办理过的重大事项加以演义，逐步把他神化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天师”。
       而实际上，刘伯温的“神机妙算”，并非天授，而是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观察和思考，来自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体悟。这在他功成身退的变局中，也得到了体现。朱元璋的皇帝宝座坐稳以后，虚荣心和猜忌心大为滋长，开始杀戮功臣。
       刘伯温从朱元璋问相和定都等分歧中，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面临被冷落、被排斥乃至被铲除的危险。于是，他在年龄刚过六十，便当机立断，激流勇退，告老还乡，闭门谢客，不再过问朝政。
       就是这样，淮西集团李善长、胡惟庸之流，仍不放过他。在当时的权力倾轧中，刘伯温势单力薄，难以摆脱遭诬陷、受打击的可怕命运，但他依然坦然面对、沉着应付，最终得到较好的结局。第四，“以德服众”。
       刘伯温是一位清官，廉直恤民，秉公执法，以高尚的官德和人格魅力流传后世。刘伯温的官德，最突出的是刚正、诚信。他一生最鄙视、最痛恶的，是官场中那些弄虚作假、阿谀奉承、摇尾乞怜和尸位素餐的人。
       刘伯温为官口碑甚好，不肯结党营私。刘伯温死后，朱元璋对他的儿子说：“刘伯温在时，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不从。”明初朝廷中结党营私之风盛行，彼此明争暗斗，争夺权力，刘伯温洁身自好，不结党、不营私，这集中反映了他的人生境界和高尚品德。
       1368年，在朱元璋巡视汴梁期间，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留守南京。当时刘伯温官任御史中丞，专司纠察百官。恰逢中书省都事李彬贪污犯事，李善长与之关系密切，为其求情。刘伯温不买账，依旧奏请处斩李彬。
       由此得罪了李善长，他处心积虑意欲报复刘伯温。后来，朱元璋因事责罚李善长，刘伯温却以国事为重，为李求情。朱元璋私下对人说，李善长要害刘伯温，刘伯温反倒为他说好话。这件事反映了刘伯温为人处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坦荡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