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昌浩简介

陈昌浩（1906年8月-1967年7月30日），又名陈海泉，曾用名苍木，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务；1967年含冤辞世，1980年恢复名誉。

二、陈昌浩的早年经历

1、学习经历

1919年，陈进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6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

2、“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9月，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次年9月，张闻天又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他的身世阅历、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两人之间，与其说是同学关系，不如说是师生关系更为确切一些，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都把对方称呼为“同志”。

1929年夏秋之季发生在中山大学的那一场派别斗争，使这一对“同学加师生”的友情更加密切了一步。当时，陈昌浩担任团支部局书记。按组织原则，团支部局应受党支部局领导，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居然与党支部局办公室对着干。团的领导人中有人公开批评党支部局，认为党支部局执行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换言之，党支部局成员等于成了布哈林分子；而党支部局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双方的辩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在此情况下，陈昌浩对团支部局的领导几乎失去作用，但他却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边，与党支部局领导保持一致，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并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国留学3年间，陈昌浩与张闻天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难解难分的历史之缘。

1927年转入武昌中山大学（现武汉大学），同年加入共青团，七一五事变后转入地下，12月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等人交厚，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三、担任红军总政委

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0年11月回国，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4月同张国焘一道由顾顺章护送前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同年9月，任红四军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成立于湖北黄安，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成为张国焘忠实部下。

1932年10月12日，由于作战不利，陈被迫率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于当年年底在陕西和四川交界处创建了川陕苏区。1934年1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此期间，他奉张国焘的精神，迫害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曾中生、邝继勋等人。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5月，参加长征。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

1935年，陈奉命率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同年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6日，在沙窝会议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政治局委员、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但是在得知张国焘命令其停止北上后，陈于9月10日在班佑率领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转而南下。由于在西康屡遭挫败，陈与张国焘产生矛盾，转而主张北上。

四、密电事件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闻讯大震，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

五、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1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师。第二天，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西渡黄河作战。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8日，中央及军委提出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中央还就此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征询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一致决定西进，并电告中央。随后，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西进，并说新疆接济正在准备中。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了一条坎坷路。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是否有把握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有意让西路军东返。11月12日，西路军领导回复“我们可以完成任务”。11月16－18日，古浪战斗失利，9军损失三分之一。11月22－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红军兵力减至15000人。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进至甘肃临泽，高台一带。1月12－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其中4000余人经营救返回延安，陆续到达新疆的有600余人，4000多人流落民间。未渡河的四方面军近2万人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刘伯承、邓小平129师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同意抚邻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在陈昌浩顽固坚持下，已经突围的西路军重返倪家营，致使部队在马匪围攻下损失惨重。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被迫突围。

3月14日，西路军仅剩3000余人撤进肃南县石窝山，并在此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8月下旬潜回延安。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兵败河西走廊结束。

陈设法于1937年8月逃回陕甘宁边区。回到陕甘宁之后，陈基本被闲置，仅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在此期间，他编纂了《近代世界革命史》。1939年8月，他请求去苏联“养病”，获批准。自1943年至1952年，陈在苏联孙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翻译了《列宁文集》两卷等政治书籍和文艺作品，并参与了《俄华辞典》的编辑。

六、西路军失败后颠沛流离

1937年6月，陈昌洁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也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中央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替罪羊。

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突袭了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时，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他的昔日战友们在国内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时，陈昌浩则在采石场做苦力维持生活。

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其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了，尽了一名战士的责任。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人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七、从苏联回到祖国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951年，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西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1952年陈被批准回国，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八、辞世前后

1962年5月，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3]。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后来，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

1980年8月20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由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王惠德同志致悼词，李先念、王震、陈慕华和陈昌浩生前好友，以及群众代表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九、陈昌浩的主要成就

1930年，陈昌浩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西路军的争议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拆了重印、重装。现在的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在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几乎全军覆灭，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陈昌浩本人曾写过《兵败抒怀》一诗：“壮志匡神州，拔剑扫妖氛。勇士战场死，祁连葬英魂。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行。耿耿怀大义，凛凛报国心。不求垂青史，愿作铺路尘。悲愤碎肝胆，革命倍艰辛。抬头望宇宙，歌罢泪纷纷。”是对该事件最好的写照。

十一、中央对陈昌浩的评价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陈昌浩同志：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批示为陈昌浩彻底恢复名誉，批示指出：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并非故意为之。

199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一书出版，该书对陈昌浩的分析清晰而且客观公正。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在陈昌浩词条中，中国军方、学界公开承认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并实事求是地指出：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作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

2000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年谱》，其中公开披露了陈云提议并主持为西路军平反一事的全过程，从而对西路军的历史是非作了公开澄清。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功勋卓著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文称：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第5、第9、第30军共两万余人的部队，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西进的途中，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率部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西路军孤军苦战四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未能免于失败。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