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周桓(zhou huan, 1909年 ─1993年10月)，辽宁省东沟县(今东港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五军政治部秘书，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兼政治教导队政委，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工人师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军大学政委，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参加了太行反"扫荡"战斗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军政学校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兼联络部部长、后勤部政委，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建国后，历任东北军区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国务院文化部顾问。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个人事迹

在中央苏区

1930年5月底，周桓等几名派往红5军的干部，跟随何长工来到红5军，受到彭德怀、滕代远等的热烈欢迎，周桓当即被留在军政治部任秘书。6月初，中共红5军军委在湖北大冶果城山的刘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滕代远、何长工、邓萍、谭政文、袁国平、周桓、谢振亚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周桓为会议作记录。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由滕代远、何长工、谭政文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扩编红军第5军为红军第3军团和进攻武昌的决定。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宣布以红5军为基础，正式成立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兼军团前敌委员会书记，政委滕代远，副总指挥黄公略，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3军团成立后，周桓被调到军团政治部当秘书。 秘书处公务繁忙，除了要起草和油印各种文件、首长讲话、战斗捷报和布告外，还要负责转送文件、发放办公用品和安排机关生活。那时办公设备简陋且工作人员少，周桓既当领导又做战士，在处理完公务后，常与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油印材料。红军的办公用品奇缺，所用的纸张笔墨都要靠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去搞。周桓对此管理很严，他要求大家使用纸张，反正面都要利用上，铅笔短了用废纸搓起来再用。

1931年3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生活十分艰难，时常断粮断盐。周桓就带领秘书处的干事们上山挖野菜、竹笋，下水摸田螺、捉泥鳅，一起共渡难关。1931年10月，红3军团攻下会昌，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此时，周桓的担子更重了，他同时担任了秘书长、政务处长和保卫分局执行部长，还兼任了军团干部教导队政委职务，工作十分忙碌。11月，周桓以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桓在解放战争时期

1934年9月，红8军团在兴国县集贤圩成立，下辖第21师、第23师，共7000余人。这是中央在开始长征前所做的准备之一。在长征出发前，彭德怀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后，来到8军团23师，向孙超群、李干辉、周桓等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暗示了红军主力将要实行战略大转移。并强调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可能会对部队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带来严峻的考验，叮嘱他们要早些做好思想准备。

长征开始后，23师首先担当掩护任务。队伍又要赶路又要打仗，战斗异常频繁和激烈。部队得不到休整，也搞不到粮食，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最令周桓痛心的是血战湘江中，部队付出沉重的代价。此时，周桓已调8军团政治部担任破坏部部长。当时罗荣桓正在8军团政治部任主任，他是红军中出色的政治工作专家，周桓在他身上学到很多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遵义会议后，8军团撤销，周桓调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当巡视员。

1935年3月，周桓调任中央军委上级干部队政委。上干队原是红军大学培养红军团以上干部的学员队，队长是肖劲光。长征开始后，上干队实际上成了保卫中央机关的直属部队，与干部团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李一氓、冯雪峰等党内资深的老同志也在上干队里。周桓到任后与肖劲光密切配合，率上干队成功地完成了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艰难险重的任务。

第一、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总政组织部抽调周桓、冯文彬、符竹庭等一部分人准备到四方面军工作，因张国焘疑忌中央红军派去的干部，极力反对，未能成行。在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以后，周桓已经完全领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领导艺术，他积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和北上的主张。张国焘这种排斥中央红军的做法，使周桓对他产生怀疑。更让周桓看清他分裂嘴脸的是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期间，中央红军直属队为了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在两河口召开了欢迎张国焘的干部会。走过草地之后，周桓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在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于1935年10月随部队到达陕北。

争取东北军抗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忙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另委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坐镇西安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妄图剿灭红军。

周桓在抗日战争时期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主力是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退入关内，但东北军绝大多数官兵的民族意识和抗日复土的愿望并未泯灭。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总政治部下设一个破坏部尚无人任职，杨尚昆主任对周桓说:"由你兼破坏部部长，负责做东北军的工作"。

在中央苏区，周桓已有过做敌军工作的经历和经验。这次接受任务后，即向领导建议，首先从对被俘东北军官兵的教育解放工作开始，再把工作延伸到前线的东北军部队中去。

为了争取实现东北军中、高层军官与红军联合抗日，红军的指挥员们把目标注意到被俘军官高福源身上。高福源是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于榆林桥战斗中被俘。高是辽宁海城人，曾就读于北汇文中学和辅仁大学未毕业，正值1923年奉系军阀整军经武，高福源遂弃文习武，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1925年10月毕业后，在东北军中任职，深得张学良的器重。他的被俘，张学良很痛心。

高福源被俘后，被送到瓦窑堡"解放军军官学习班"学习。他思想进步很快，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彭德怀司令员得知高福源的思想变化十分高兴，亲自把他请到甘泉前线，多次与他促膝长谈，希望他能在建立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做出贡献，并把进一步帮助高福源以及请高福源出面做东北军上层军官工作的事交给周桓。周桓与高福源同是东北人，有许多共同语言，周桓又很善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两人相处得很好。红军将领对高福源如此信任，使高福源决心要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主动向周桓提出，"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会说服少帅联合红军抗日"。周桓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彭德怀，彭德怀请示中央后，决定把高福源放回洛川。

一个多月后的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从洛川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回到甘泉，骑马来到红军政治部，周桓热情地接待了他。高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周桓马上用电话告诉彭德怀，彭德怀立刻给中央发了电报。很快就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大意是:事情紧急，从后方派人来不及，让周桓去。周桓考虑自己对谈判缺少经验，是否派一个更合适的人去。恰值李克农从道佐铺做情报工作归来，彭德怀又向中央复电，决定派李克农去。周桓介绍李克农与高福源见了面，亲自送他俩前往洛川，从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正式会谈。周桓在争取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当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出色地领导辽宁的文艺工作

1959年10月，周桓因受彭德怀错案的株连，被调离军队，到中共辽宁省委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艺工作。

毛泽东主席接见沈阳军区、辽宁省委领导同志:周桓(前左起)、邓华、毛泽东、黄欧东、黄火青

周桓对抓文艺工作并不陌生。在军队任职期间，就为部队的文艺队伍建设和文艺创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东北解放不久，他曾亲自帮助部队作家陈其通创作了话剧《炮弹是怎样炼成的》和《万水千山》;帮助指导解放军前线话剧团青年作家刘川，创作了话剧《烈火红心》和《第二个春天》，演出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1958年，他在上海治病期间，又组织和指导作家王炼，成功地创作了话剧《枯木逢春》，为庆祝建国1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他亲自为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编导的《游击队舞》、《红绸舞》等，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过大奖。轰动文艺界的舞剧《蝶恋花》也渗透着周桓的艺术才华。他也因此在军队和全国文艺界中成了知名人物，一些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纷纷请他推荐和修改剧本，帮助导演剧目，观摩演出。周桓被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亲切地称之为"全国总导演"。

周桓上任的头一件事就是抓文艺人才。他多次对负责宣传和文艺工作的干部说，没有一大批文艺人才就谈不上繁荣文艺，辽宁省文艺工作差就差在缺乏文艺人才。从1960年到1962年的两年间，他先后3次派省委宣传部长安波和省文化厅的同志到北京去招聘文艺人才，先后请来了卢肃、牧虹、张敦、胥树人、刘炽等30多名各类艺术人才，并都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使其发挥作用。

辽宁歌剧院要排《阿诗玛》，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请来了作者李坚修改剧本。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桓亲自安排他住进了专门接待高级干部用的辽宁宾馆。有一次李坚给周桓打来电话，说他不想修改这个剧本了，要回北京。周桓急忙赶到宾馆去看他，才知道原来是他遇到麻烦。那时教条主义和"左"的东西挺盛行，有人说《阿诗玛》剧缺少群众斗争场面，不讲阶级宣传爱情至上，吓得李坚不敢再写下去了。周桓认为《阿》剧是一部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歌颂真善美的剧目，单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挑剔是不正确的。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回去后派人用车把李坚接到省委小礼堂，看了一部墨西哥的电影《妇女》。看完后周桓问李坚有何感想。李坚说产生了一种对剧中主人公的命运的同情感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感。周桓拍了一下李坚的肩膀说:"好，这体现了一部作品的进步性。你不能把处在不同时代的阿诗玛写成像刘胡兰一样的形象。"在周桓的鼓励和支持下，这部戏上演后，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

周桓在领导辽宁文艺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自觉排除各种干扰。他坚决排斥把学术的东西和政治的东西混为一谈，反对给文艺作品及作者乱扣政治帽子。他说，那样做会阻碍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他鼓励文艺工作者研究文艺技巧，提高艺术水平，"强调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有时也要学敌人的"。

奉献余热

1979年，周桓又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部顾问。此时，他虽然已经是70多岁高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摧残得半身不遂，但他仍像当年那样，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继续为党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余热。

中央芭蕾舞团曾是闻名世界的高雅艺术殿堂，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左"的思潮的严重冲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团里秩序混乱、演员老化、思想散漫，事业处于低谷。为使芭蕾舞团尽快恢复生机，文化部派张敦去任党委书记。张敦上任后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张敦在辽宁时曾在周桓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他得知周桓到文化部当顾问后，立刻到文化部找黄镇部长，请求让周桓到芭蕾舞团指导工作。黄镇非常了解周桓在文艺界德高望重很有威信，他若能去，打开芭蕾舞团的工作局面当然不成问题，可是一考虑到周桓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犹豫起来。周桓知道后主动找黄镇，答应去芭蕾舞团帮助工作。黄镇嘱咐张敦，一定要照顾好周桓顾问的身体。

周桓一到芭蕾舞团，首先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演员的思想比较复杂，有的年龄大了不想再干;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思想情绪尚未消除;有的看到文艺界一些人开始"走穴"，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待遇偏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位主要演员，在国外都享有名气的大艺术家，每月工资才48元;演员一天的练功补贴只有3毛钱。有一次，周桓在排练场看到一位舞蹈演员突然倒下，吩咐人赶紧送进医院。原来是因营养不足和练功量太大所致。他从国家体委请来运动专家，到排练场对演员的运动量进行测算，结果相当于国家女排的运动量。于是，周桓与黄镇部长联名向当时国务院副总理万理写信反映了这种情况，建议提高演员的练功补贴，得到批准。

周桓不仅关心演职员的生活，更注重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及时做好演员的工作，他经常在秘书的搀扶下，上到七八层的高楼，把思想工作做到家里，令演员们十分感动。他还亲自给全体演职员作报告，讲他的亲身经历，讲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故事，讲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他对大家说: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加速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好起来。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为实现现代化作出贡献。

为迅速提高中国的芭蕾艺术，在周桓的积极建议下，先后从法国、俄罗斯等国请来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前来指导芭蕾舞团的排练演出，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和演职员艺术水平的提高。

周桓不顾自己的年老体病，在文化部和中央芭蕾舞团又辛勤工作有3年之久。期间，他还应杨尚昆、李伯钊的邀请，担任了反映红军长征的大型话剧《北上》的顾问，并亲临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指导创作和排练。1982年，周桓经中央军委批准回部队休养。休养期间，还抱病撰写了《西安事变前的一段经历》、《回忆东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回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西线战场》等一系列回忆文章，为军史和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