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1911～1967），原名张道庸，清宣统三年（1911年）出生在霍邱县叶家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当了几年窑工。民国16年(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民国1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19年春与廖杰吾等20多人组建地方革命武装—— 叶集模范连，不久改编为霍邱二区游击队，他先后担任班长、中队长。后调到二区保卫局工作。民国2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分局保卫队队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连长，第十师二十八团营长、副团长、团长，红四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长，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勇先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并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天长、-等地区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民国29年1月下旬至6月下旬，陶勇参加了天长县以南横山地区反“扫荡”、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以及保卫纵队驻地郭村的战斗。10月又率部参加了黄桥战役，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

黄桥战役歼灭了苏北-最烈的韩德勤部主力，迫使苏中四分区的国民党势力同意让路给新四军抗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随派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陶勇率部东进如皋地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灵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带头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士绅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酒席、牌桌上了解情况，建立感情，宣传抗日，团结各阶层爱国有识之士，使部分上层人士与中共达成了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抗战法令的具体协议，动摇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联盟基础。

同年冬，国民党军队第六纵队徐承德部乘陶勇率三纵主力远赴海安待命参加曹甸战役之机，倾巢围攻三纵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驻地掘港，保安一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北面，与徐部对掘港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情报传来，陶勇率七团星夜回援，他认为顽固派是徐承德，对詹长佑可以争取，于是一面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面独自带几个警卫员，不顾危险登上汽艇顺流直下，通过敌情复杂的地区，接着又亲驾摩托车直赴马塘詹长佑的住所，向詹晓以大义，示以利害，使詹掉转了枪口。新四军因此得以集中兵力，歼灭了徐承德的主力，为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统一整编时，陶勇任第一师三旅旅长。此后，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北行政公署，苏中区所辖4个行署、军分区也先后成立，陶勇兼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一度常受海匪骚扰。陶勇对海匪做了调查分析，并区别对待，首先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部队，又于4 月设伏抓住了精通海性的海匪头目孙二虎。陶勇对他采取争取的态度，亲自给他松绑，义正辞严地向他指出：“为匪是可耻的，国难当头，有血性的好汉应当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并留他吃饭，发还武器，当场释放。

接着，陶勇又只身乘小船去孙二虎处谈判，孙接受了改编。此后，孙又策动另一个海盗头目吴道生投奔了新四军。从此，孙二虎对陶勇言必信，令必从。但是，孙毕竟长期为匪，忍受不了新四军严格纪律的束缚和艰苦的生活，竟乘陶勇去中共华中党校学习时，跑到如皋伪自卫总队当了海防支队长。民国31年12月陶勇从党校学习回来后，和三旅政委吉洛（即姬鹏飞）第二次召唤孙二虎来归。孙重新率部投奔新四军，被委任为四分区渔民自卫总队长，驻守何家灶。经过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支由封建帮会控制并混有国民党三青团人员的部队，逐步改造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海上抗日力量。陶勇兼任海防纵队司令员。

民国32年4月至民国33年9月，陶勇率部参加了苏中四分区反日伪“清乡”的斗争。民国34年1月，成立苏浙军区，陶勇任第三纵队司令员，并率部进驻天目山，与兄弟部队于2月至6月在该地区对顽军进行了三次自卫作战，共歼敌1.3万余人。

抗战胜利后，陶勇所率三纵于11 月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在苏皖地区坚持斗争。民国35年5月，八纵改称新四军第一师，陶勇任副师长。民国36年1月，一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任司令员。民国38年1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陶勇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率部参加了华东战场上历次重要战役，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

建国后，陶勇担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他协助司令员宋时轮率九兵团12个师于11月7日入朝，全力担负朝鲜战场东线作战任务。1953年夏，陶勇与九兵团一部换防回国。

陶勇回国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巩固海防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陶勇被授予中将军衔，次年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 革命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