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男，汉族，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副师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旅副政治委员，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代旅长、旅政治委员，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对配合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秋季大"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陇海铁路、滑县、豫北、宛东、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等职。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年5月10日在南京逝世。

人物轶事

感情生活

敢恨敢爱：为爱绝交、为爱休妻、为爱罢官！

“我这个人别的不会干，打仗是我的本行。”

——王近山

巴顿将军说过，“一个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王近山没能享受这一殊荣。战神让王近山战无不胜，前半生辉煌；爱情之神却让他在情场历经坎坷。

早在红军时期，因为杜义德将军枪杀了他的战马，他几乎要枪毙后来成为他黄金搭档的杜义德,结果被徐帅一顿臭骂。驻防陕甘宁边区时期，王近山的新4旅奉命与其他兄弟部队会攻爷台山，王近山因为不同意其他旅的作战方案，勃然大怒，居然一脚踢翻椅子，摔门而去，其他各部最后不得不采纳王近山的作战方案。解放战争后期，二野扩编，许多纵队司令升任兵团司令，屈居3兵团副司令的王近山很不服气，居然当着刘邓首长的面指着5兵团司令杨勇说:“他，凭什么？”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邓小平回答:打仗你比杨勇强，但其他的他比你强，所以你当副司令。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没有打好，王近山又在志愿军司令部炮轰彭德怀：“这仗是怎么打的吗？这是放羊撵狗的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滥打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彭德怀这个脾气最大的元帅只好当面承认错误。

在战争时期，将军的这一个性赋予他不尽的勇气与灵气，并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在无仗可打的和平时期和相对和平时期，这一性格却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为爱绝交

早在1949年秋，刘邓大军席卷大西南，大批女大学生在投笔从戎接受军队改造的同时，也积极改造军队高级干部的爱情观，并向年青的将军们频频射来丘比特神箭。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解放军有着铁的纪律，本来已经有了家室的英雄，更不能越过雷池半步。但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英雄还是冒了出来，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的王近山爱上了被认为不该爱的人，一位女大学生兼小姨子。

12军驻军重庆以后，年仅35岁的青年将军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演讲、剪彩……本就风流倜傥的王近山顿时成为女大学生们的偶像，特别是他的小姨子更是对他如痴如狂。此事最后惊动上级机关。兵团部责成12军副军长肖永银负责审理“此案”，并特别指示要求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审”王近山。

肖永银曾经和名将李德生、尤太忠长期在王近山手下出生入死，号称王近山的三张王牌，公交私谊都不错。对于上级的指导，肖永银软磨硬抗，王近山始终没有被当众“开铡”。3兵团政委谢富治亲自到12军导演“铡美案”，也因肖永银的强烈抗议，最终以处理两名师级干部草草收场，本应成为“铡美案”主角的王近山暂时逃过一劫。

但是远在川东的王近山，对“铡美案”内幕一无所知。有人告诉他：你的老部下落井下石！于是，为情所困并因“铡美”风波而灰头灰脸的王近山认为肖永银是这次“铡美案”的操纵者和后台。

朝鲜战争爆发，王近山领兵入朝，乘机摆脱了“铡美案”的尴尬。12军入朝，王近山故意落下第一副军长肖永银。肖永银跑到老首长刘伯承那里哭诉，老首长只好给王近山下了一道批准肖永银入朝的“手谕” ——二人关系之僵可见一斑。在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王近山和肖永银一方面要和美国鬼子打热战，相互之间还要打冷战。无论肖永银怎么解释，王近山总是“呵呵”应付两声。肖永银只好默默背着“出卖战友”的黑锅，从国内到国外，又从国外到国内。肖永银将军感到莫大的委屈。

为爱休妻罢官

王近山从朝鲜归国后，在荣获中将军衔和北京军区副司令职务的同时，旧情复发，不能自拔，最终为自己后来的命途多舛埋下导火索。

王近山的夫人本来个性极强，不可能对丈夫和妹妹的背叛一忍再忍，终于向组织上递交了声讨“陈世美”的状纸。王近山也一不做二不休，向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尽管是新中国，离婚仍然是旧社会“休妻”的同义语，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罪证，是洪水猛兽。王近山要将家庭改组进行到底，与当时其他个别高级将领的贪污腐化相呼应，顿时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

老政委邓小平苦口婆心相劝，无效；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没用。

王近山得到最后通牒：“收回离婚报告就算了，否则，开除党籍、军籍！”

前来劝解的老部下们几乎要给老首长跪下：“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就承认你不离婚，行吗？你哪怕等形势缓和一点再离，也行！”

王疯子对爱情的执着也是一个“疯”字：“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组织要怎么处理我都接受。”毛泽东火了，专门指示刘少奇主持“铡美案”，杀一儆百。

1964年，爱美人不爱名位的王近山被开除党籍，大军区副司令职务没有了，中将军衔没有了，曾经让他感受天伦之乐的家也没有了：子女们都站在可怜的妈妈一边，对现代陈世美充满了憎恨。而差点让他精神崩溃的是，小姨子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退出和姐姐的竞争，悄然从人间蒸发。

人物结局

聊以欣慰的是，在王近山跌入政治低谷的时候，还有以前的一个小保姆同情他并嫁给了他。当然他最忠诚的老部下肖永银也在关心他，想方设法帮他复出，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1968年，王近山所在的农场派人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那里搜罗王近山的“反动”材料。肖永银义正辞严地说：“王近山政治上无错误，历史上从不反党反毛主席，他的问题是生活上的，不属大节！”穷困潦倒的王近山获知此事后感动得大哭一场，他终于相信老部下在“铡美案”中没有整自己。

肖永银还提醒王近山，问题是中央定的调，还得由中央解决。1969年春，中共九大召开在即，王近山写了内容一样的三封信托人捎给肖永银。肖永银将其中两封交给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许世友是有名的侠义将军，和王近山、肖永银同出自红四方面军，私交不错；许世友同时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只有许世友最容易见到毛泽东。九大召开后，许世友果然将王近山的信转交毛泽东，并仗义进言：“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能打仗，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王近山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被安排到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

1969年7月深夜，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列车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老夫少妻，老夫一手拎着只破皮箱，一手拎着几只咯咯叫的老母鸡；少妻一手抱着孩子，胳膊上还挎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五谷杂粮。尽管南京很热，前来接站的将军们见到此景还是感到十分凄凉：二十多年前，他们中间的两位还在这个老头的指挥下驰骋沙场！他们就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原6纵16旅旅长尤太忠和18旅旅长肖永银。旧友重逢，多年的隔阂早已雪融，千言万语顿时化成倾盆雨。

晚年逸事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将家统统交给小黄料理，一心一意搞工作了。

不久，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了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起来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

“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严格的治军之法，被他移植来治家。就这样，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当上了部队家属，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后，他原来的许多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如肖永银、聂凤智等，职务都在他之上了。但他不摆老，不越权，经常主动到肖他们那里请示工作。这把副司令员聂凤智弄得很过意不去，说：

“老首长，什么事，您不用亲自来跟我这个老团长谈，一个电话就行了！”

“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你是副司令员，我应该来向你请示。”

后来，肖永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要请肖主持，如肖永银因事不能参加，在会议开始时，他总要说“受肖副司令员委托”的话，把自己摆在得体的位置。王近山昔日那股“疯劲”，再也寻不着影儿了。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员，可就是没当过参谋长。但当参谋长后，他说：“参谋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为此，他干工作“十分卖力”。

身为副参谋长，他非常注重到各地去“看地形”，但不是车轮滚滚，走马观花。凡是他认为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方，都要亲自到现地观察分析一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紧张和忘我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加上多次受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行走不便；不少重要的制高点坡陡路险，车子上不去，他就让随行人员扶着，一瘸一拐地爬到山顶。为此，他常常累得大汗淋漓。

他的肠胃功能早就不好，路上经常拉肚子。有时坐在车上，突然对司机喊：

“停车，快停车！”

下来方便后，他顾不上休息，又登车向新的地点进发。

王近山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准备打仗”的思想驱使下，凭着一股非凡的毅力，硬是踏遍了南京军区的千里海防线。

王近山经常下基层。

他战功赫赫，但从不居功自傲。他在部队讲传统、讲战例比较多，都是赞颂党的领导，赞颂毛主席和刘徐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赞颂人民战争，赞颂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从不自诩。有时，一些老战友们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他总是摇摇头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970年10月，他看地形回到曾当过团长的老部队，在大礼堂接见排以上干部。团长在向大家介绍他时，激动之中蹦出一句话：

“这是军区王副参谋长，是我们团的老祖宗。”

他连忙摆手说：“我只是一个老兵，回来看看大家。”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当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军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首长和作战值班员不能离开电话机，要随叫随到。”

因为情况来得很突然，除许世友等少数军区领导外，其他各级干部都不了解加强战备的起因。王近山虽听说是林彪跑了，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事情重大，亲自坐镇军区指挥所，把各大单位的值班首长电话摇出来，亲自传达许司令员的指示，提出贯彻要求。

某军是他曾经带过的老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否经得起考验，他很关心。深夜，他专门打电话给该军副军长、原6纵18旅旅长官俊亭了解情况，说：“你要注意掌握好部队，不要出问题。”

对方答应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一再问道：“我讲的意思，你知不知道？”

官俊亭回答：“我明白了。”

这样，他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1974年年初，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

11月份，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检查不出病情，经请示后决定实行手术检查，一打开腹腔，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不断漏出，他又不得不开腹再次做了一次手术。

王近山的病情一传出，一些战友和老部下很关切。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专门买了红参派人送来，尤太忠也是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

一天，王近山在北京的结发妻韩岫岩也听到了他患癌症的消息，脸“唰”地白了。一晃10年过去了!这些年他们一南一北没任何联系，但时光消融着人间恩仇，过去的恨也好怨也好，点点滴滴都随风而去了。当初如果她冷静些不那么冲动，或许王近山的人生命运不会是现在这样。对于落魄的王近山，这些年她内心颇有些酸楚和悔意。她的弟弟号称“一把刀”，是外科主任，她想如果让他开药，或亲自主刀做手术，或许可以挽救他的性命。

尽管王近山在南京已有自己的家，有名正言顺的夫人照料着，韩岫岩还是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的补品想去趟南京，看一眼他。可当她拿起电话接通了王近山的一位老警卫员，含含糊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时，谁知这位和王近山出生入死、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至今不能原谅她，一听她要去南京，很不客气地说：

“他说过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你去是不是想让他早点死？”

韩蚰岩木然撂下了电话，无语凝咽。

北京发生的这一切，远在南京病中的王近山并不知道。但如果他知道这一切，又会怎么做呢？人们不得而知。幸好，这次在医院的抢救下，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王近山依然活下来了。

1978年4月下旬，王近山的病情恶化。

在病危时，王近山什么都不问，只频频问及家人：“张立三还没有来吗？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张立三是他的老部下、老战友，1931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在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与他在10师30团工作。一年后，他调任10师28团团长，张立三也调到28团当卫生队长，从此以后在20多年的风雨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你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你的命。几十年来，他们相互之间没红过脸，没大声说过话，部队行动，一住下来，就相互看望。有时王近山发火，身边的人赶快把张立三请来，两人谈一谈，立刻就平静下来了。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兄弟之情。

王近山在已无生望、即将离开人世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见一见几十年来情同手足的老战友张立三。

张立三赶到了，两人一见面，紧握双手，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张立三是经验丰富的医生，知道重病人不宜过分激动，但两人谁也不能抑制住这战友的深情，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两位战友能说些什么？只有心隐隐在疼。沉默了好久，为了松弛这难耐的气氛，张立三全然忘记病房内不准吸烟的常识，掏出香烟，正要点火，王近山看到后，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你不要吸烟了!”

王近山不吸烟，张立三却抽得厉害，他曾劝他戒烟也没戒成。现在王近山又劝了，张立三十分激动地说：

“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烟戒掉!”

他当场就将香烟、打火机扔了！

两天以后，王近山去世了。张立三听取战友临终的劝告，放弃了几十年吸烟的嗜好。他后来说：“那是1978年5月8日，从那天起我戒了烟。”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才63岁。

临终前，由于病痛的残酷折磨，他已骨瘦如柴，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但在昏迷状态中，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他是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去世的。王近山去世后，对他的后事，党中央和有关方面非常重视。邓小平亲自审定了悼词，对王近山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

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的追悼会十分隆重，邓小平、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宋任穷等，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友好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实际参加的有1000多人。

很多同志特别是王近山过去领导过的部队的同志，远道赶到南京参加追悼会，表达他们对王近山的哀思。王近山为人民屡建奇功，他得到了应得的崇高荣誉。

到了南京军区以后，在肖永银的直接安排下，王近山终于恢复了党籍，又正式走马上任主管作战和战备的副参谋长。在许世友和肖永银两位战友的庇护下，王近山基本上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战场上和情场上的长期拼杀在王近山身体上和心理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痕。1978年春天，将军在和癌症顽强斗争4年之后，终于告别个人荣辱、是非恩怨，逝世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任上，年仅63岁。

王近山走了，却把难题留给他的战友们——20岁就当师长的王近山的最终职务和他的赫赫战功太不相配了！在筹备将军的追悼会时，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感到十分棘手，把难题交给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肖永银大笔一挥，把悼词上的“副参谋长”中的“副”字去掉，级别由正军改为大区副职。而此时，王近山的许多部将都担任了大区副职以上职务。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获悉后，在悲痛之余，以伟人的睿智指示南京军区：“人已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这样一改就成了大军区正职，追悼会的规格自然不同了，抚恤的待遇也不同了。小平同志交待下去：“近山同志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不容易，我们能给死者的安慰就是这个了！”

又过了十三年，为纪念王近山的文集出版，老首长邓小平特意为这位桀骜不驯而又战功赫赫的爱将深情题词：一代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