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点评：这是一部美国人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传记，有些观点和认识肯定与中国作家不同，中外政治家和作家们的观点各有特色，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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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离开了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中南海。一架专机把他们送到江西南昌，邓小平要在那里参加劳动，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他们获准携带一些个人物品和几箱书。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登上飞机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待多久。

在江西，邓小平不能看机密文件，除了专门指派的当地干部，也不准跟其他干部有来往。但是他的党籍被保留了，这使他对毛泽东有朝一日还会让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年4月，他在离京前不久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毛泽东依然坚持邓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后他和家人便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看待。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所有这一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20年。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当地干部，指示他们安排邓小平的生活。为了确保安全，不使邓小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击，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时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工厂，使邓小平和卓琳能参加劳动。当地干部选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居住的一座二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二楼，保卫人员和其他干部住一楼。以当时的标准而论，这房子给一个高干住还算合适：虽然简朴，但宽敞舒适。巧的是这所房子离著名的南昌起义的发生地只有几公里，那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以及其他很多后来的领导人）就在那里展开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武装反抗。

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6点半起床。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在江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然后他跟卓琳一起，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

吃过早饭后，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很像50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份，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这是中国人对年长同事的常见称呼。邓小平干活时，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谈论任何别的事情。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午饭后，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后阅读他们带来的书，有中国历史典籍和《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他们晚10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后睡觉。孩子们的陆续到来，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邓朴方在1971年夏天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

除了在工厂劳动，邓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邓小平也在家里帮着擦地劈柴。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比过去要少，因此日子过得很节俭。夏伯根养了一些鸡，使他们仍然能够吃上鸡蛋和肉。邓小平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几天才抽一包烟。他上午在工厂里不吸烟，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几支。他也不再喝红酒，只在午饭时喝一杯便宜的当地酒。长女邓林和次女邓楠仍能从工作单位领到一点工资，她们到来后便和没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这点钱。“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

但是，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1949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至1972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邓小平回京后，仍要做一些在毛泽东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反思的岁月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著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感情的人。她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3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将在北京重新担当重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标感。邓小平从来不跟妻子儿女谈论高层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儿邓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了解北京的政坛，所以能够觉察到他的心情与关切。据邓榕说，他们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

邓小平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回京后毛泽东会让他干些什么，也无法预见那时候国家将面对怎样的具体形势。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他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于他在中共领导层的广泛个人交往，他可以评估不同领导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还可以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此他和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灾难性的“文革”之后恢复秩序。邓朴方是邓小平五个子女中最后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结果导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转到北医三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而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校医院，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1971年6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于他自己不能走动，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为了避免生褥疮，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任何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难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他十分崇敬毛泽东取得的丰功伟业，忠心耿耿地为他工作了将近40年。然而“文化大革命”却重创了这个国家，他不但发动红卫兵把邓小平打成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殃及他全家。他一定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只要毛还活着，就一直是领袖，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毛泽东已经75岁，而且身体不好，他不可能万寿无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对待毛的声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后应当采取什么路线。

当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曾为斯大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对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毁掉一生的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很多党内干部对他犯下错误的严重程度的认识。邓小平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去江西时，已能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剧变的曙光。自朝鲜战争以来，即使是在邓小平主持“九评苏共公开信”的60年代前期，中国对西方都一直大门紧闭。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1968年9月提出威胁性的理论，主张在共产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胁时干涉其内政是正当的，加之第二年中国又跟苏联在乌苏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国为对抗苏联的威胁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毛泽东在1969年曾让四位老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就如何对付苏联的危险出主意，他们回答说，中国应当主动与西方修好。

邓小平在江西可以看报纸，邓朴方到来后他还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当他在1970年获悉中国和加拿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时，立刻便意识到基辛格后来承认的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1971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11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知道苏联在50年代的援助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有多大帮助，他自然会思考如何扩大对西方的开放，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对外开放时如何应付国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如何维持一种强大而具灵活性的政治结构。

日本是一个因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而受益的亚洲国家。邓小平去江西时已经知道，日本人就要成功走过人均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的10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将被进一步抛在后面。西方愿意转让新技术和设备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应如何跟美国发展关系，从而也能获得类似的好处？

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韩国，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国人看到中国大大落后于欧洲，怀疑中国的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华人地区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就不能有同样快速地发展？

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么严重，由于其他领导人总是阅读有关地方成就的浮夸报告，很难对此做出评价。例如，据邓榕说，当邓朴方1971年6月来到江西时，父亲想给他找点儿事做，就问自己的工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

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四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他们描述了经济的衰败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受到的破坏。邓小平显然被这些事情所触动，在听孩子们讲话时一言不发。

得到允许前来江西看望邓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个孩子，他们在1972年春节获准来江西住了五天。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委时，李井泉在他手下当副政委，1952年又接替邓小平担任了西南局书记一职。当时李井泉的三个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当时他本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讲，只说了一句话，农村需要更多的教育。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家人相濡以沫

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几年，五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邓林和邓楠在工作单位挨批，另外几个孩子则在学校里受迫害。他们只要敢走出家门，红卫兵就有可能认出他们，把他们拦住进行辱骂。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有甚于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邓小平深知孩子们因为受到自己的牵连而受苦。对于家庭以外的干部，邓小平是同志，党的政策高于私人关系，但是他与妻子卓琳以及他们儿女的关系却不以政策为转移。他们之间忠心耿耿，相互关爱，总是以家庭为重。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1966至1972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书，从1952年他20岁起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于一名同志。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他的三个女儿立刻断定那些指责全是不实之词，她们也从未向红卫兵或其他人提供过可以用做批判父亲的证据的新材料。卓琳后来表扬自己的孩子说，即使受到压力，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谴责过自己的父亲。

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治疗。邓榕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信。邓小平估计这些信会转给毛泽东，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还在江西、准备接受对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内容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事。北京的答复有时拖延很久，但孩子们最终都获准前来江西探望父亲，每次至少两周，不过邓榕得到允许住更长的时间。1969年12月，先是邓榕，然后是邓质方，都获准在冬季农闲时间住在家里，但春耕开始前两人还要回到农村的生产队。接着回家的是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的邓楠及其丈夫，两人于1971年春节获准回家探亲。邓楠在江西生了一个女儿，这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子女。长女邓林也获准在春节时回家探亲。这些探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仍然觉得，与刘少奇和其他干部相比，他同邓小平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

五个子女中邓朴方最了解上层的政局变化。他在江西的出现使父亲有机会听到更多关于学生政治斗争的细节，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后来，一些了解邓小平的人说，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10年以上的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60名教职工的死亡。

“文革”之后，甚至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他的五个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邓朴方投身于残疾人的工作。邓楠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后被提拔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在江西时，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女儿邓榕在离邓小平住处不远的南昌学医，邓质方在那里学物理。邓榕在1980年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了两年，担任促进文化交流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她成了撰写家史的作者，还领导着一个促进中外领导人交流、帮助赞助西方音乐演出的基金会。邓质方在美国留学8年，拿到了罗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进入一家从事技术进出口的公司，后来又搞了一个从事房地产和通信装备的分公司。

1973年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的听力已开始下降。他平时不参与儿孙凑在一起的聊天，不过有孙儿绕膝，看看电视节目，也让他十分开心。如果他参与孩子的聊天，他们会直接冲着他耳边说话，告诉他自己的见闻，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据邓榕说，父亲对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们意见的影响。

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

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采取了行动。11月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力不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复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任什么职务了。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后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于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毛泽东任用周恩来和党的老干部：1971年9月至1973年5月

被毛泽东当作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的人神秘死亡，转眼间成了阴谋夺权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会因此怀疑毛的判断力。毛泽东为此身心交瘁，有两个月的时间很少起床。后来他又逐渐下床，但在1972年2月12日轻微昏迷过一次，肺里的毛病也影响到心脏，不时的咳嗽使他难以入睡，只好躺在沙发上睡觉。虽然他已行动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时候，在大事上，他的头脑依然清楚。他在政策上做出让步，给予别人更多的决策权，但自己仍是当家人。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1974年——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5年之后——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他必须物色新人，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起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地位，此人就是周恩来。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在林彪坠机后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来对林彪之死的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著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破坏后，再次面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后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做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

林彪坠机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有更多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天，他接见了一个座谈会成员，其中包括当时已在着手重建军队领导班子的叶剑英元帅。毛摆出一副对“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层给予鼓励的姿态，指着叶剑英对座谈会成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指1967年2月一些老帅和副总理试图抵制‘文革’）。”他又说，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纵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这个说法了。毛泽东想以此尽量撇清他同批判1967年“二月逆流”的参与者的干系。他还做出为谭震林、陈再道等在1967年挨过批的老干部平反的指示。

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革”期间挨过批的一批老干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这是自林彪4个月前坠机后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毅是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权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后又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几年后上海黄浦江畔为他树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了残酷批斗。尽管他最终在军队医院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他由于缺少及时医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弥留之际，很多军队干部前去看望他，他们很清楚是“文革”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向陈毅三鞠躬，表达他对陈毅的敬重。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用这些话说明迫害陈毅的是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所有的高级干部都不指望毛泽东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毛对老同志的态度有了转变，这种转变对他们有好处。毛把政治看得高于经济，但他从未放弃改善国民经济的愿望。再说，尽管他具有从感情上操控中国人民的非凡能力，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干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有力领导。毛泽东在1972年已经打算让有经验的老干部回来工作，让60年代末林彪主政时被派到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他们大多数都无所作为——回到军营。不久之后的1972年3月，周恩来交给中组部一份有400多名需要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名单，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让他们回来。在1975和1978年，这些老干部在帮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的工作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1973年初，他依然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在林彪坠机后的混乱时期，周恩来利用他与另一些干部之间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使国家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动乱。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问题上，周恩来继续争取毛泽东的同意，他尽量做出能够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决定。而毛泽东的让步，以及他承认需要进行整顿，也使周恩来得以更有力地去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他致力于处理好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恢复经济秩序，阻止激进派在农村中的极端做法，扩大与西方的外交接触。他甚至能够让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出推动理论研究的规划。周恩来这些拨乱反正的努力预示了邓小平在1975年推行的范围更大的整顿。因此，毛泽东在1973年底批周恩来预示了他在1976年初的批邓也就不足为奇。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年12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在充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于一身。很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对他是有意见的。

无论人们对周恩来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处理当时毛泽东议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上，没有任何人具备周恩来那样的高超技巧。1971年7月9日，即林彪坠机两个月以前，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0月20日至26日，坠机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为次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一样。